念緩 2021-02-25
本文系“國家人文歷史”獨家稿件，未經(jīng)允許請勿轉(zhuǎn)載
襄陽市，佇立在我國湖北省境內(nèi)，扼守漢水中游。境內(nèi)文化遺址眾多，享有“全國歷史文化名城”之稱。
而距離襄陽市一千多公里，與中國隔海遠望的韓國的江原道域內(nèi)，也有一個“襄陽郡”。光是重名便罷了，兩地還存在大量相同或相似的地名、文化、風俗，甚至連布局風格也如出一轍，恍如從一個模子中刻出的“雙胞胎”。
這，究竟是為何呢？
復刻的“親兄弟”
從地理位置來看，兩個“襄陽”，“邊兒”都挨不上。
中國的襄陽市，坐落在湖北省西北部，身居內(nèi)陸，北鄰河南省南陽市，南部靠近湖北省荊門市。
韓國的襄陽郡，屬于江原道下轄的行政區(qū)，依海而居，位于關東地區(qū)三八線南側(cè)的江原道東北部。溯及歷史，得到六百多年前。1397年，新羅的翼嶺縣改為襄陽府，1416年又被改為襄陽郡。
韓國襄陽郡地圖
讓兩地民眾都覺得神奇的是，稍稍對比兩地情況，就能發(fā)現(xiàn)相似之處比比皆是。韓國襄陽郡不僅在布局上和襄陽城極為相似，更有著漢江、峴山、鹿門寺、太平樓等山水風景和建筑物。若是翻開湖北省襄陽市的地圖，以上這些地標和建筑，定是一找一個準。
地名，往往根據(jù)地理環(huán)境和時人喜好而定，若是硬說兩地的先祖恰好通了心智，想到一塊兒，也勉強能說得過去?？墒?，論及文化習俗，兩地也仿佛早就“商量”好了?！督老尻柨ひ刂尽分杏兄@樣的記載：“（襄陽郡）喜游宴，業(yè)農(nóng)業(yè)，恤喪塟，信巫鬼。”學者們一考證，這和歷史上的中國襄陽風俗幾乎是一模一樣。
熟悉襄陽歷史的人知道，羊祜是當?shù)仡H具代表性的歷史名人。羊祜(221年-278年)，字叔子，泰山南城人，著名的軍事家、戰(zhàn)略家和文學家。司馬炎建立西晉后，羊祜曾出任都督荊州諸軍事，負責鎮(zhèn)守襄陽（今湖北襄陽）。在任期間，羊祜對內(nèi)減輕賦稅，惠及百姓，安撫民心；對外殫精竭慮，平息邊害，為平定東吳、統(tǒng)一晉業(yè)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難能可貴的是，羊祜本人清儉廉潔。史書記載，他還常常用自己原本不多的俸祿周濟貧苦百姓和將士，能干、清廉、深得民心。如此有功于社稷還不貪功、不背主，自然受到晉武帝司馬炎的信任和器重。羊祜逝世時，襄陽百姓自發(fā)罷市，晉武帝更是親著喪服，哀泣不已。其人功勛顯著，后世歐陽修稱其“功足以垂于不朽”。
羊祜畫像
羊祜在世時，非常喜歡登臨峴山，感懷時世。斯人已逝，襄陽百姓便在峴山上為羊祜建碑立廟。后來羊祜的接班者，也是著名文學家、軍事家的杜預感念前輩功德，看到人們一看見石碑，便淚流不已，于是將這塊石碑取名為“墮淚碑”。據(jù)學者考證，此碑在歷史上屢立屢毀，又因近代鐵路修建被破壞，現(xiàn)已不存。不過，從后世文人“羊公碑尚在，讀罷淚沾襟”的詩作中，當世人仍可一感“墮淚碑”之存，及其背后羊公的傾世功勛。
韓國襄陽郡一直設有“峴山文化節(jié)”，后又改名“峴山文化祭”，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紀念羊祜，正是文化祭中的一項重要內(nèi)容。若說是先賢盛名遠播，但在襄陽郡的峴山公園內(nèi)，也有一塊墮淚碑，這塊石碑立于明萬歷三十一年（公元1603年）。當?shù)貧v史文獻對墮淚碑的介紹和國內(nèi)記述稍有不同，將其得名原因歸為時人在碑前聲淚俱下地訴苦鳴冤，即“其后窮民之有冤者，必抱牘碑前而泣曰：‘令監(jiān)倘知此冤？’邦人至今傳以為墮淚碑”。但據(jù)中國學者考證，此種描述在一定程度上呈現(xiàn)一種模仿色彩，也可據(jù)此推測，此處所說“墮淚碑”的原型就是中國襄陽的那塊，只是時代久遠，在后世流傳中有了一些變化。
更讓人不解的是，韓國襄陽郡還留下了非常多和中國古襄陽關聯(lián)密切的文學作品和歷史文獻。比方說，唐代詩人李白所作的《襄陽歌》，在國內(nèi)已然失傳，但在襄陽郡仍保持著原汁原味的樂曲和音調(diào)，廣為傳唱。朝鮮王朝中期的詩人金尚憲寫過一首《送權縉赴襄陽郡》，詩云：習家池觀已生塵，峴首殘碑閱幾春。江漢風流只虛事，鹿門須覓姓龐人。一首七言絕句，卻含襄陽五事。而這種現(xiàn)象在李白所著的《襄陽曲四首》之《峴山》中也能一見。更不必說，襄陽郡至今還保存著春節(jié)祭祀先祖、清明祭奠先人、端午食粽、拔河等文化習俗。兩地間千絲萬縷的勾連也進一步推動了文化交流。20世紀90年代，中、韓兩襄陽主動結(jié)為友好城市，簽署了一些合作協(xié)議。韓國襄陽郡在對外的宣傳資料中這般介紹自己：“襄陽本是中國湖北省漢水沿岸的一個小城之名，它的美麗自然景色和地理環(huán)境、人們的稟性以及對自然規(guī)律的認識態(tài)度和士大夫精神、習俗等都和我們襄陽相似。”
如此相似為哪般？
中、韓兩地襄陽有著諸多相似類同，就像是分落兩地的雙星，其間緣由，也引發(fā)了各界的猜測和研究。
最早有學者提出一種假說，認為遠古有兩個名為“羅”和“盧”的小國，戰(zhàn)國末期，有人帶著這兩地的移民有準備地逃離秦國，東渡到韓國，也就把中原地區(qū)的地名帶到了當?shù)亍?nbsp;
不過，據(jù)其他學者考證，別說戰(zhàn)國末期，就是秦初期國內(nèi)也還沒有襄陽、江陵、淮陽等地名，更何況羊祜還要等上四百多年才能出生。如此，此假說也就失去了成立的依據(jù)。
更被學界認可和推崇的是另一種推測。有學者曾通過梳理、對比中韓兩地的歷史文獻，提出一種可能，認為這些地名和風俗的確是被人為從中國帶到了高麗（朝鮮半島古代國家之一），但這并不是一場簡單的遷徙。
故事得從宋末元初說起。大蒙古國時期，蒙古曾多次入侵高麗，高麗無奈之下成為其附屬國。此后，高麗王國和元朝之間的聯(lián)系愈發(fā)緊密，高麗國王為了穩(wěn)固權勢，主動依附元朝，高麗也成為元朝的一個行省和宗藩國。元朝對高麗，也算厚待，將歷代公主嫁入高麗成為皇后，其子成為未來的國王。這為事實上的元朝和高麗建立了姻親舅甥的關系。
此前，南宋為了對抗金、元，可謂嘔心瀝血，還沿著長江中下游設立了三大戰(zhàn)區(qū)，而在位于中游的荊湖地區(qū)，建立了一個以襄陽為首的防御體系?？上В晒盆F蹄侵入中原的野心從沒動搖，公元1268到1273年間，蒙古軍對南宋襄陽進行了長達五年的猛烈圍攻。五年苦戰(zhàn)，樊城還是未能保全，至元十年（公元1273年），為了換取全城軍民性命，襄陽守將呂文煥率領全城守軍投降。很快，南宋覆滅，立國三百余年的宋王朝退出了歷史舞臺。投降的宋軍被元朝重新編組，稱為新附軍。一遇到戰(zhàn)事，就派各軍中的新附軍出征。
呂文煥率軍投降 圖片來源于網(wǎng)絡
據(jù)文獻記載，這支曾堅守襄陽整整五年的軍隊，被迫從襄陽北上，路途苦寒，極為艱辛。9月12日才獲得御賜冬衣，免于凍死，10月17日抵達大都（今北京），被免去了死罪。出身游牧民族的元人對領土有著極致的追求，元朝多次組織大規(guī)模遠征日本、安南（越南古名）等地的戰(zhàn)爭。而這支軍隊，被整編為遠征日本的部伍，由蒙古軍官和蒙古漢軍中遴選的軍官率領。
日本和高麗相距不遠，高麗國王得了元朝的庇護，嘗到了甜頭，也不會對著干，慢慢地開始支持征伐日本。至元二十年（1283），元朝在高麗設置了征東行省，高麗國王任征東行省省丞，專門負責管理高麗和征伐日本之事。不止如此，根據(jù)記載，元朝還曾在高麗重鎮(zhèn)和邊遠要塞等地設立許多鎮(zhèn)邊萬戶府，派駐大量軍隊，其中的主力便是新附軍。
襄陽這支軍隊的命運轉(zhuǎn)折也和高麗有關。原本這支軍隊會被直接安置在高麗，負責征伐日本，至元十年（1273年）10月，高麗國王向忽必烈發(fā)出請求，說自己國家小，糧食欠收，言外之意是養(yǎng)不起這么多新附軍，無論如何請元朝將這支新附軍暫時駐扎到元朝境內(nèi)靠近高麗的東京路。不過東京路離高麗非常近。事實上，這些新附軍也就成為宗主國的駐軍。
因為連年戰(zhàn)爭，高麗當時缺乏男丁。根據(jù)史料記載，進駐軍隊的同時，元朝還按照每人四匹絹的價格為這些士兵在高麗買妻。兵士們?nèi)⒏啕惻硬徽f，按高麗的習俗，女性和男性一樣享有家庭財產(chǎn)繼承權，這讓娶了當?shù)嘏?、寓居該地的將士們可以通過“女婿”的身份繼續(xù)留在當?shù)亍?/p>
雖然后期元朝裁撤這些駐軍，但據(jù)考證，高麗非常想留下本土女子和他們所生子女。有學者推測，按這樣的條件，將士們想繼續(xù)留在高麗也絕非難事。再后來，朱元璋推翻元朝，王朝更替，史書新著，但深受元朝庇佑的高麗不愿承認這些事實，明王朝也不屑高麗的進貢。于這些將士而言，歸國條件不成熟，許多人自然也就選擇留在了高麗。
客觀來說，作為駐軍，新附軍們擺脫了“囚犯”的卑微身份，獲得了一定權力和尊嚴，但身處異鄉(xiāng)，獨望明月之際，這些國破家亡的兵士又怎能不念懷故土？他們無力改變什么，只能將故地的地名、文化、風俗、節(jié)日等等移植到異國，在異鄉(xiāng)中勉強存留一份故地的念想。有人推測，因為襄陽新附軍居多，后來的政權把這塊兒區(qū)域改名為襄陽郡。隨著這種融合的加深，這些地名、文化、風俗等歷經(jīng)時光滌洗保留了下來，形成數(shù)百年后兩地“地同名，民同俗”的“奇觀”。
不解之緣
襄陽市和襄陽郡的奇妙緣分，像一面鏡子映射著中韓兩國的文化聯(lián)結(jié)。事實上，除了襄陽郡之外，韓國境內(nèi)還有江陵、鞍山、利川等同中國類似的地名。這些地區(qū)往往都存留著非常多和中國相似的文化風俗。 在地緣之外，中韓的文化交流、融合還滲透在許多方面。比如在醫(yī)學領域，中國本土的《脈經(jīng)》《明堂經(jīng)》等經(jīng)典醫(yī)書曾被新羅（朝鮮半島歷史上的國家之一）奉為重要教材。漢朝時期，朝鮮半島的一些國度受到中國音樂文化影響，開始流行琵琶、箏等樂器。而到了隋朝和唐朝，朝鮮半島的高麗樂得到了中國的認可，被列為隋七部樂、九部樂和唐九部樂、十部樂之一。
詩歌文化上，兩地亦有交集。著名的新羅詩人崔致遠12歲入唐，18歲成為進士，其所創(chuàng)作的詩歌被收入《全唐詩》。另外，佛教中占據(jù)重要地位的“金地藏”，其原型便是新羅僧人金喬覺。史傳，唐開元七年（公元719年），他入唐求學，后來苦修七十多年，終成正果。歷史恍如一場神奇劇目，風云變幻間，敘寫著許多新奇而巧合的篇章。依水而望，互為邦鄰。如同這些重合的地名，中韓之間的確存留著諸多未解之謎，或許也是兩地的不解之緣。
參考文獻：
［1］葉植.中韓兩襄陽地同名、民同俗試解[J].湖北文理學院學報,2014,35(04):9-19.
［2］拾穗者成員方莉參與《漢江論道》訪談：試解中韓兩襄陽的“不解之緣”，《襄陽日報》，2015年3月30日
［3］吳世祥.助晉統(tǒng)一全國的大功臣:羊祜[J].文史天地,2014(07):25-28.
［4］張國強.韓國江陵端午祭研究[J].湖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27(05):58-61.
［5］陳媛,劉暢.韓國江陵端午祭的文化內(nèi)涵[J].文化遺產(chǎn),2015(03):26-31.
［6］張銳,季慧慧.中韓音樂交融的歷史與現(xiàn)狀[J].黃河之聲,2015(02):43-44.
［7］馬福貞.地藏王信仰與中韓文化交流[J].黃河文明與可持續(xù)發(fā)展,2017(1):124-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