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莫高窟早期的洞窟里，室內(nèi)面積最大、供養(yǎng)人最多的，無疑就是北周時期的第428窟了。第428窟室內(nèi)面積達到178.38平方米、供養(yǎng)人像多達1200身，結(jié)合壁畫風格所屬時代，這座洞窟被學者認為很可能是《李君修慈悲佛龕碑》（簡稱《圣歷碑》）碑文所述建平公所開鑿的那座大窟。
建平公，是北周時期重臣于義的爵位，用爵位來稱呼于義，是初唐武周時敦煌人對于這位前朝父母官的尊稱。于義是關(guān)隴集團初代成員于謹?shù)膬鹤樱谥攧t是北魏初年被稱為“黑槊”的名將于栗磾之后代，本姓萬忸于氏，因于栗磾軍功顯赫，于氏家族早在北魏中期就成為北魏王朝的名門望族。于謹是宇文泰繼承賀拔岳軍團建立西魏、宇文護擁戴宇文覺稱帝建立北周的主要支持者，也是宇文泰在大統(tǒng)年間創(chuàng)建關(guān)隴集團的初代成員。
于謹諸子在北周、隋朝都混得風生水起，于謹子孫更是在日后的唐朝成為一等一的顯赫望族。關(guān)于于義與莫高窟第428窟的故事，我們需要從關(guān)隴集團講起，這也是我們理解第428窟為何如此之大、供養(yǎng)人如此之多的“不二法門”。
于義所從屬的關(guān)隴集團，其實只是史學大家陳寅恪為方便人們理解西魏、北周、隋、初盛唐時期的政治發(fā)展，而提出的一個籠統(tǒng)概括魏周隋唐統(tǒng)治集團的概念。關(guān)隴集團本質(zhì)上是一個相對松散的人群，這個集團內(nèi)部不是一致對外，相互之間也存在利害沖突。甚至，因為魏周隋唐的多次高層政治斗爭，關(guān)隴集團的領袖人物與核心圈層也經(jīng)歷過多輪洗牌迭代。大體而言，宇文泰在大統(tǒng)年間，通過府兵制為中心的一整套改革，建構(gòu)起關(guān)隴集團的初始班底，而后由宇文護、楊堅、楊廣、李淵、李世民、李治分別在一次次政治斗爭后主導起關(guān)隴集團的至少六代班底。
在元榮去世、鄧彥奪權(quán)、申徽平亂之后，西魏在廢帝二年（553）與恭帝元年（554）先后吞并原本屬于南梁的巴蜀地區(qū)與荊襄地區(qū)，并且在江陵（今湖北荊州）扶持起以蕭詧為首的傀儡政權(quán)，史稱“后梁”或“西梁”。西魏由此從南北朝后期西魏、東魏、南梁三國中領土面積與綜合實力最差的一方，轉(zhuǎn)換為與北齊、南陳相比，領土面積最大、綜合實力居中的一方，西魏權(quán)臣宇文泰由此達到人生威望與權(quán)柄的巔峰。
然而天不假年，西魏恭帝三年（556）十月，西魏權(quán)臣宇文泰在北巡過程中去世，臨終前，宇文泰將權(quán)柄與幼子托付給侄子宇文護。由于宇文泰的死亡相當突然，而宇文泰與西魏文帝元寶炬之女元胡摩所生嫡長子宇文毓剛剛14歲，唯一相對大齡且成活的成年兒子只有庶長子宇文覺。宇文護雖然是宇文泰的侄子，但他其實只比宇文泰小6歲，是宇文泰長兄宇文顥（戰(zhàn)死于六鎮(zhèn)之亂）之子。宇文護與他的親哥宇文導（554年去世）一直是宇文泰掌權(quán)西魏時的左膀右臂。在小叔宇文泰突然去世、侄子年齡太小的情況下，宇文護是唯一合適的托付之人。
為鞏固宇文氏家族的權(quán)柄，宇文護在557年初擁戴宇文泰之子宇文覺（孝閔帝），建立北周王朝。然而，新生的北周政權(quán)，從一開始就君權(quán)旁落在宗室權(quán)臣宇文護手上，宇文護還利用這份威權(quán)先后殺害孝閔帝宇文覺、明帝宇文毓兩位傀儡皇帝，不服宇文氏家族取代西魏或不服宇文護專政的第一代關(guān)隴集團權(quán)貴（獨孤信、趙貴等宇文泰當年的同僚）也被宇文護殺害、排擠、打壓。
當年以“六柱國”為核心、兼顧西魏宗室的關(guān)隴集團初代核心團體，至此重組為以宇文護為中心的第二代關(guān)隴集團核心領導層。唐代著名畫家閻立本與閻立德的祖父閻慶，正是宇文護的表兄，閻慶的姑姑就是宇文護之母，雖然閻慶并不依附宇文護，但閻氏家族正是在宇文泰、宇文護時期成為關(guān)隴集團核心成員的。
比起閻慶，于義之父于謹就很看得明白形勢，正是他在宇文泰去世后率先站出來支持宇文護。但于謹?shù)闹С植⑽催_到趨炎附勢的程度，作為西魏北周元老級存在的于謹，還有擁戴宇文泰、交戰(zhàn)東魏、平定荊襄的從龍之功與赫赫戰(zhàn)功，這就為于氏子弟的發(fā)達奠定了長久基礎。哪怕宇文護在建德元年（572）被北周武帝宇文邕殺害，權(quán)力重新回到北周皇帝手上，于氏家族的地位也絲毫沒有受到影響，于謹諸子的從政之路也青云直上。
我們先把視線拉回敦煌，在申徽離任與于義到任瓜州刺史之間，先后有韋瑱、段永、李賢擔任瓜州刺史一職，申徽在西魏大同元年（535）便投奔宇文泰，擔任記室參軍兼主簿，是宇文泰霸府的早期僚佐之一。韋瑱則是西魏朝廷所在的長安本地豪族出身，在西魏初年便擔任宇文泰的行臺左丞；段永則是在西魏立國后投奔過來的段氏鮮卑后代；李賢更是早在宇文泰初掌關(guān)西大軍時便投奔宇文泰。其中，韋瑱與段永都參加過西魏早期應對東魏攻擊的潼關(guān)、沙苑、河橋之戰(zhàn)，李賢則是西魏重鎮(zhèn)原州（今寧夏固原）的豪族，不僅幫助宇文泰穩(wěn)定原州，甚至還幫宇文泰撫養(yǎng)兒子宇文邕、宇文憲。可以說，這四位都是宇文泰的鐵桿心腹，不是掌握軍政機密，就是從尸山血海里為宇文泰拼殺出霸業(yè)的干將，甚至是可以讓宇文泰把兒子交給他養(yǎng)的心腹。從這四位接連擔任瓜州刺史，就能看出西魏宇文泰與北周宇文護對瓜州敦煌的重視程度了。
申徽在大統(tǒng)十二年至十七年（546—551）年間主政敦煌，接任者不明。西魏恭帝三年（556），韋瑱被任命為都督瓜州諸軍事、瓜州刺史，坐鎮(zhèn)敦煌，任期三年，直到北周明帝二年（558）左右卸任。在任期間，韋瑱清廉節(jié)儉的美德，促進了瓜州敦煌營商環(huán)境的改善，由此獲得敦煌老百姓的交口稱贊，韋瑱作為久經(jīng)沙場的名將，戰(zhàn)略能力與軍事能力也很強，或許挫敗了周邊勢力的襲擾，更有利于敦煌的穩(wěn)定發(fā)展。甚至韋瑱到期離任時，敦煌百姓追著送別，他硬是被拖延十多天才啟程東歸。瓜州敦煌也是韋瑱一生主政的最后一地，卸任不久，韋瑱便在家鄉(xiāng)長安去世。
接任韋瑱的，很可能是段永，段永的任期大約是北周武成元年（559）至保定元年（561）之間。段永也是一位能征慣戰(zhàn)、輕財好士的好官，朝野名聲非常好，想必其在任敦煌期間，對敦煌的穩(wěn)定發(fā)展也有一定貢獻。段永之后，李賢被宇文護掌握的北周朝廷任命為都督瓜州諸軍事、瓜州刺史，而這時李賢的“職級待遇”則是“使持節(jié)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軍政級別相當之高。
李賢之所以在保定二年（562）以如此之高的級別空降瓜州敦煌，不僅僅是北周重視瓜州的慣例，也是因為李賢受到宇文護的排擠所致。在此之前，李賢的侄子李植因為不滿宇文護的專政，在明帝元年（557）年便試圖謀殺宇文護，奈何事情泄密，不僅李植被殺，李植之父、李賢之弟李遠也被宇文護逼死，這就讓本來在西魏時期便功勛卓著的李賢受到牽連，以至于到保定元年的四五年間，李賢的軍政級別與待遇都被免除。直到曾經(jīng)在李賢家里養(yǎng)了6年的宇文邕被宇文護擁戴為皇帝，作為皇帝養(yǎng)父的李賢這才恢復待遇并且被授予軍政職務。
李賢在瓜州刺史任上也干了三年（562—564），三年任期后主政河州（今甘肅臨夏），擔任河州總管、三州七防諸軍事、河州刺史。根據(jù)寧夏固原李賢墓1985年出土的《大周柱國河西公李賢墓志銘》記載，李賢在瓜州主政期間“利建茅社，啟土宇于河西。分竹敦煌，仍專萬里之務”。學者賀世哲在《石室札記》中認為，敦煌莫高窟第290窟很可能就是李賢擔任瓜州刺史期間，主導營造的功德窟。學者李茹在《敦煌李賢及其功德窟相關(guān)問題試論》一文中認為，第290窟內(nèi)壁畫與塑像應當是北周保定三年（563）完成，而窟內(nèi)的供養(yǎng)人畫像大概率就是李賢及其親屬、僚屬的形象。
“朕昔沖幼，爰寓此州。使持節(jié)、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瓜州諸軍事、瓜州刺史賢，斯土良家，勛德兼著，受委居朕，輔導積年。念其規(guī)弼，功勞甚茂。食彼桑椹，尚懷好音，矧茲惠矣，其庸可忘？今巡撫居此，不殊代邑，舉目依然，益增舊想。雖無屬籍，朕處之若親。凡厥昆季乃至子侄等，可并豫宴賜。”
這封詔書是記載北周歷史的《周書》收錄在李賢本傳的一封由北周武帝宇文邕下達的，考慮到文中有“大都督瓜州諸軍事瓜州刺史賢”的稱謂，這封詔書的下達時間應當正是李賢在瓜州刺史任上之時。值得注意的是，宇文邕并非是在長安朝廷中下達這封詔書，而是在西巡原州，到訪自己曾經(jīng)度過6年光陰的李賢家時下達的。這在封建王朝的君臣關(guān)系中，堪稱佳話，更是李賢乃至整個原州李氏家族的殊榮，所以《周書》才會全文錄入這篇詔書。
值得一提的是，如果我們從文物角度看，敦煌莫高窟第290窟是李賢主導營造的功德窟，固原李賢墓出土的大量文物如今也是固原市博物館的重要收藏，其中一款鎏金銀胡瓶，還在器身上鏨刻有古希臘特洛伊故事的情節(jié)。李賢的曾孫女李靜訓墓出土大量珍貴文物入藏中國國家博物館、陜西歷史博物館、碑林博物館。另外，李賢主政的河州，境內(nèi)有一座炳靈寺石窟，現(xiàn)在也存有一定數(shù)量的北周洞窟，或許也有李賢主導營造的遺跡。
于義字慈恭……少矜嚴，有操尚，篤志好學。大統(tǒng)末，以父功，賜爵平昌縣伯，邑五百戶。起家直閣將軍，其后改封廣都縣公。周閔帝受禪，增邑六百戶。累遷安武郡太守……進封建平郡公。
李賢之后，便是建平公于義擔任瓜州刺史，建平公是于義的爵位，其父于謹為燕國公，是“國公”級別，建平公全稱應為建平郡公，為“郡公”級別，次其父一級。在此之前于義很可能擔任的是邵州刺史，此時于義的父親于謹擔任雍州牧、坐鎮(zhèn)長安，是北周京畿之地的行政長官；大哥于寔刺勛州、坐鎮(zhèn)山西稷山，正處于周齊前線；另一兄于翼刺渭州、坐鎮(zhèn)隴西，把控著關(guān)中平原的西大門，均是北周的軍政重地。于義坐鎮(zhèn)的邵州位于今山西省垣曲縣，正是扼守長安以東崤函古道、黃河沿線乃至軹關(guān)陘等要道的兵家必爭之地，也是北周東部與北齊對峙的國境線與戰(zhàn)線所在。
根據(jù)學者施萍婷在《建平公與莫高窟》一文中考證，《隋書》載于義“明、武世，歷西兗、瓜、邵三州刺史”，西兗、瓜、邵三州的任職履歷，應是中古時期史書常見的語序顛倒，畢竟北周只有在滅北齊后才能擁有西兗州的地盤。于義真正的任官順序，應為邵州、瓜州、西兗州。根據(jù)李賢離開瓜州，到任河州的時間，于義很可能是在保定五年（565）左右出刺瓜州的。
與此同時或稍后，于寔調(diào)任延州刺史（治今陜西延安）、于紹擔任綏州刺史（治今陜西綏德），延州、綏州都是北周北部邊疆防御突厥的軍事重鎮(zhèn)，于寔子于顗擔任郢州刺史（治今湖北鐘祥），負責監(jiān)視隔壁的傀儡西梁政權(quán)，于翼甚至入朝以大將軍身份掌管中外宿衛(wèi)兵事，成為北周武帝宇文邕的禁衛(wèi)軍統(tǒng)帥。他們的父親于謹天和三年（568）在雍州牧任上去世。由此可見，于義在出任瓜州刺史主政敦煌時，家族勢力是如何之強大。
北周時期的洞窟基本上都處于莫高窟南區(qū)中段北部北魏后期及西魏時期所開洞窟附近，位于崖壁中層的編號第290—305窟，以及上層的第428窟、429窟均是北周時期開窟。其中，第428窟不僅面積最大、供養(yǎng)人數(shù)量最多，而且還處于北周時期營造洞窟最高的位置，雄踞北周諸窟之上，無疑是《圣歷碑》記載于義主政敦煌期間修造的大窟。
在莫高窟第428窟的1200身供養(yǎng)人中，有一身位于東壁門南上排第二身的供養(yǎng)人畫像，存有墨書榜題，寫作“晉昌郡沙門比丘慶仙”供養(yǎng)，而在敦煌藏經(jīng)洞出土文書S.2935《大比丘尼羯磨經(jīng)》題記中有“天和四年歲次己丑六月八日寫竟，永暉寺尼智寶受持供養(yǎng)，比丘慶仙抄訖”的字樣，其中“天和四年”為569年，正是北周武帝宇文邕尚未親政的宇文護專權(quán)晚期，也是建平公于義主政瓜州敦煌期間，由此形成一個間接證據(jù)，證明第428窟與于義相關(guān)。我們并未在敦煌莫高窟北周時期的壁畫中發(fā)現(xiàn)像西魏大統(tǒng)四年、五年那般明確的年號題記，這處通過比丘慶仙產(chǎn)生的藏經(jīng)洞文書與敦煌壁畫墨書題記的對應，彌補了洞窟內(nèi)未見北周紀年的缺憾。
比丘慶仙來自晉昌郡，也即今天的甘肅省瓜州縣，當時是敦煌郡所屬瓜州下轄的郡級政區(qū)，與敦煌郡處于同一州范圍內(nèi)。雖然晉昌郡距離敦煌郡有兩百里的路程，不過考慮到屬于晉昌郡的榆林窟在唐代被視為與莫高窟并列，兩窟僧侶也常常交流。晉昌郡比丘慶仙出現(xiàn)在第428窟的壁面上倒還算瓜州范圍內(nèi)的內(nèi)部交流。不過，人們也發(fā)現(xiàn)了一處寫作“涼州沙門比丘道珍”的墨書題記，此時的涼州正處于于義的大哥于寔管理之下，于寔擔任的不僅是涼州刺史，且是涼州總管，這一職務在北周是相當重要的封疆大吏。那么，涼州道珍也很有可能是涼州總管于寔派來共襄盛舉的。
“涼州沙門比丘道珍”的墨書題記也解釋了為何第428窟會出現(xiàn)1200多身供養(yǎng)人，他們很可能不僅來自于義治下的瓜州諸郡，也包括整個河西走廊全線的僧侶與權(quán)貴，很可能于義是借用其家族權(quán)勢、聯(lián)絡涼州總管于寔，共同組織來自整個河西走廊各郡縣的貴族、豪族眾籌開鑿的第428窟，或許于寔、于義及其眷屬、僚屬的形象也出現(xiàn)在這1200身供養(yǎng)人當中，考慮到北朝隋唐時期修造石窟，都會為亡父母或其他重要眷屬代為榜題的習慣，那么這1200多身供養(yǎng)人中，是否還會有西魏、北周時期兩朝重臣于謹?shù)男蜗?？或許也是一個值得去尋覓的問題。
北周建德三年（574），周武帝宇文邕為整合國家人力資源發(fā)動滅佛滅道運動：
“初斷佛道二教，經(jīng)象悉毀，罷沙門、道士，并令還民，三寶福財散給臣下，寺觀塔廟賜予王公。其他奉祀崇拜，禮典所不載者，盡除之。”
然而這場運動很難說得上有多么徹底，尤其是對各大石窟寺沖擊較小?？赡芤驗楸绕鹜ǘ即笠氐姆鹚?，身處山林的石窟寺一般僧團規(guī)模都比較小，聚斂的財產(chǎn)與人口遠遠沒有城內(nèi)寺觀多，所以我們現(xiàn)在依舊能夠看到北朝乃至十六國時期的大量石窟。而且，寺觀塔廟是賜予王公貴族的，而王公貴族之中不乏佛教信眾，他們大可“明修棧道，暗度陳倉”。四年后，周武帝駕崩，滅佛滅道也隨之告終。
1200多身供養(yǎng)人，布滿全窟壁畫下部，從佛教教義上來看，是“眾生平等”的“同登正覺”。從現(xiàn)世權(quán)威的角度看，既是于義本人號召力的展現(xiàn)，也是全體敦煌乃至河西官僚高僧的一次集體亮相，是于義與眾人功德與威望的紀念豐碑。
參考文獻：
敦煌研究院《莫高窟史話》
王惠民《千年鑿擊而成的頂尖神話莫高窟》
任積泉《史小玉與千手千眼觀音壁畫》
敖特根《敦煌莫高窟第465窟斷代研究綜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