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映燭 2024-08-22
原載于《國家人文歷史》2024年8月下，原標(biāo)題為《一騎紅塵妃子笑荔枝：南方水果的標(biāo)志性存在》，有刪節(jié)，未經(jīng)授權(quán)請勿轉(zhuǎn)載
在中國悠久的農(nóng)業(yè)文明中，荔枝以其獨特的風(fēng)味和歷史地位，成為南方水果中的標(biāo)志性存在。在古代文學(xué)中，荔枝的象征意義和詩人情感的聯(lián)結(jié)，豐富了其文化內(nèi)涵，使其不僅僅是一種水果，更是一種文化符號，承載著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對現(xiàn)實社會的反思。
荔枝的曾用名
荔枝最初被稱為“離支”，亦作“離枝”。這一稱謂的由來，反映了古人對自然事物的細致觀察與形象命名。人們發(fā)現(xiàn)其果實一旦離開枝頭，色澤、香氣和味道會在短時間內(nèi)迅速變質(zhì)，即白居易在《荔枝圖序》中所描述的：
“若離本枝，一日而色變，二日而香變，三日而味變，四五日外，色香味盡去矣。”
在中國古代文化意識里，“離枝”與別離意思相近，帶有不吉利的意味。隨著時間推移，人們便逐漸將之更名為“荔支”“荔枝”，以避不吉之字，但其“離枝”的意象一直沿用。《紅樓夢》第二十二回《聽曲文寶玉悟禪機 制燈謎賈政悲讖語》中，元春省親時，賈母設(shè)春燈啞謎，第一個給兒子賈政出的燈謎為“猴子身輕站樹梢。——打一果名”。賈政看到后，就知道謎底是荔枝，先是胡亂猜測幾個討老太太歡心，后來猜到領(lǐng)了賞。該燈謎中，“站樹梢”意同“立枝”，與荔枝諧音，又因為荔枝還沿用“離枝”的寓意，整句翻譯過來就成了猴子離開樹枝。所以脂硯齋以“所謂‘樹倒猢猻散’是也”作為批注。后又連著幾個以“爆竹”“風(fēng)箏”“海燈”等飄零之物為謎底的燈謎，賈政以其讖語為悲。古人對語言文字的講究，滲透在衣食住行之中。
隨著荔枝的廣泛種植和傳播，其名號與各種故事交織在一起，讓這種珍果衍生出諸多雅稱和別稱，如“妃子笑”“白糖罌”“桂味”“增城掛綠”等。
荔枝的野生起源與中國古代南部的熱帶森林密切相關(guān)。而關(guān)于食用荔枝的記載可追溯至漢初?！段骶╇s記》是漢代劉歆所著的一部筆記小說集，東晉葛洪輯抄。該書為西漢時期的雜史，包括許多遺聞軼事，其中有南越王趙佗進奉荔枝的記載。“尉佗獻高祖鮫魚、荔支，高祖報以蒲桃錦四匹。”趙佗曾向漢高祖劉邦獻上荔枝，而劉邦則回贈給他四匹繡有葡萄花紋的錦緞。
南越王趙佗統(tǒng)轄著嶺南之地，彼時荔枝已是當(dāng)?shù)卣滟F果品。他深知荔枝之味美，足以表達對漢朝皇帝的敬意，于是精選嶺南荔枝送往長安。荔枝自此成為宮廷中的珍饈，一直作為皇室貢品存在，甚至具備了一定的外交屬性?！稏|觀漢記》載：“單于來朝，賜橙、橘、龍眼、荔支。”荔枝作為賜予單于的禮物之一，也是皇帝用來展示國力、贈予屬國或外賓的外交禮。
關(guān)于荔枝的人工種植記載則要到東漢末年。史學(xué)家張勃因不滿陳壽《三國志》中以列傳而非帝王本紀(jì)記載孫吳諸帝，在吳滅之后為紀(jì)念故國，依照《吳書》舊制，作《吳錄》三十卷，以讖緯、天命符瑞為依據(jù)奉孫吳為正統(tǒng)。書中詳細記錄了吳地的風(fēng)俗習(xí)慣，謂之“風(fēng)俗靡遺”。“蒼梧多荔枝，生山中，人家亦種之。”這段記載表明荔枝在漢末晉初已廣布于中國南部地區(qū)，時人對荔枝的種植和栽培成為常事。
日啖荔枝三百顆
荔枝不僅以其獨特的風(fēng)味受到人們的喜愛，也因其與歷史人物和事件的關(guān)聯(lián)，在古代文學(xué)中占有一席之地。荔枝與詩人的聯(lián)結(jié)往往深刻，其甘甜的口味、生長的地域以及晶瑩剔透的形態(tài)，成了詩人表達自己情感的媒介。喜歡荔枝的詩人很多，尤以唐代白居易和宋代蘇軾為最。通過詩人的筆觸，荔枝的形象更加立體。
白居易是唐朝詩人中對荔枝著墨較多的。“早歲曾聞?wù)f，今朝始摘嘗”的白居易在《題郡中荔枝詩十八韻，兼寄萬州楊八使君》中以“嚼疑天上味，嗅異世間香”來形容其口味；以“始因風(fēng)弄色，漸與日爭光”來訴其形貌；以“奇果標(biāo)南土，芳林對北堂。素華春漠漠，丹實夏煌煌”來講述其生長的地域與時令，極盡贊美之能事。
被貶謫到嶺南的蘇軾不得簽書公事，就此寄情山水，開始體察嶺南風(fēng)物。這一轉(zhuǎn)變讓他與各種食物結(jié)下不解之緣，特別是當(dāng)?shù)厥a(chǎn)的荔枝。紹圣二年（1095）四月十一日，蘇軾在惠州首次品嘗荔枝，并寫下《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一詩，對荔枝的美味贊不絕口。
“垂黃綴紫煙雨里，特與荔支為先驅(qū)，海山仙人絳羅襦，紅紗中單白玉膚。不須更待妃子笑，風(fēng)骨自是傾城姝。”
詩中將荔枝比作海山中仙女，身著紅色輕紗，透出如玉肌膚，無疑是夏季水果中的佼佼者。“垂黃”“綴紫”形容荔枝色澤，黃綠葉子和紫紅果實，在朦朧的江南煙雨中顯得格外鮮艷。最后兩句“不須更待妃子笑，風(fēng)骨自是傾城姝”，“妃子笑”指唐代楊貴妃喜食荔枝的故事，認為荔枝風(fēng)骨不需要依賴于權(quán)貴的賞識，它本身就具有傾倒眾生的魅力。
顯然，蘇軾拜倒于荔枝樹下，此后每到春夏之交，總是翹首以盼荔枝的成熟，反復(fù)念叨“荔子幾時熟，花頭今已繁”，“留師筍蕨不足道，悵望荔枝何時丹”。等到荔枝下來，蘇軾時常與父老鄉(xiāng)親們同食，“有父老年八十五，指（荔枝）以告余曰：‘及是可食，公能攜酒來游乎？’”蘇軾心懷喜悅，欣然接受了這一田園之邀。在蘇軾的詩中，荔枝不僅是美味的食物，更是對理想生活的一種寄托，象征南國的富饒和美麗。他在《食荔枝》中寫道：“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這里的荔枝成了嶺南地區(qū)的象征，也成為談及嶺南必被提起的標(biāo)志性詩句。
荔枝伴酒，是一種習(xí)俗和雅趣。果品的甘甜與酒的醇厚相得益彰，成為夏日里最宜人的享受。白居易在《荔枝樓對酒》中記錄得更為明確：“荔枝新熟雞冠色，燒酒初開琥珀香。欲摘一枝傾一盞，西樓無客共誰嘗？”而有酒有珍果的田園生活，更是消解了蘇軾謫居的困苦，讓他的精神更加富足?！端问贰酚涊d蘇軾在惠州的生活“居三年，泊然無所蒂介，人無賢愚，皆得其歡心” “置家羅浮之下，華屋玉食之念，不存于胸中”。盡管條件不如汴京，依然能自得其樂，忘卻塵世煩惱。
北上之路
趙佗進獻給漢高祖的荔枝，只能是保存相對方便的干荔枝，等到漢武帝平定南越后，交通相較之前大為便利，荔枝進入朝堂的時間縮短，這也為后世新鮮荔枝的北上之路奠定了基礎(chǔ)。
《后漢書》為后世提供了了解古代荔枝運輸的可靠證據(jù)。為了將荔枝快速安全地運抵皇宮，朝廷和地方“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建立起高效的運輸和通信系統(tǒng)，這在當(dāng)時是一項巨大的物流挑戰(zhàn)，同時也會耗費大量社會成本。運送鮮荔枝過程中，《后漢書·和帝紀(jì)》記載“奔騰阻險，死者繼路”，可見貢品運輸?shù)钠D辛和對人力物力的消耗。
到漢和帝時期，臨武長汝南人唐羌，縣接南海，便上書向皇帝陳明這種勞民傷財?shù)淖龇?，認為皇上不能以滋味為德行，下臣不能以供膳為功。和帝隨即下詔：
“遠國珍饈，本以薦奉宗廟。茍有傷害，豈愛民之本。其敕太官，勿復(fù)受獻。”
到唐玄宗時期，嶺南經(jīng)略使張九章、廣陵長史王翼，因為所獻貢品精美，張九章加三品官，王翼入為戶部侍郎。天下從風(fēng)而靡，這才有了“一騎紅塵妃子笑”的故事。
荔枝對生長環(huán)境有著較為嚴(yán)苛的要求，它偏愛溫暖濕潤的南方。而在中國古代，都城往往建立在北方，這就造成了荔枝生產(chǎn)與政治中心之間巨大的地理距離。
荔枝離枝后易腐的特性，使得保鮮之術(shù)成為當(dāng)時的一大挑戰(zhàn)，倍增了運輸之艱難和人力輾轉(zhuǎn)的苦難，但也激發(fā)了古人在物流和保鮮技術(shù)上的創(chuàng)新和嘗試。
首先是交通問題。古代交通條件有限，荔枝的北上之路跨山越嶺。為將荔枝等地域珍果從南方果園快速運抵北方皇宮，歷朝歷代的官員和商人不得不開辟特殊運輸路線，建立起一套復(fù)雜的物流系統(tǒng)。一路快馬加鞭，驛站接力，不惜代價與成本，進貢文化和地方特產(chǎn)在政治互動中的重要性由此體現(xiàn)。
其次是保鮮問題，為解決這一難題，古人嘗試運用各種方法來延長荔枝的保鮮期，如使用冰窖冷藏、密封運輸?shù)龋€有就是將荔枝做成荔枝干。北宋蔡襄所著《荔枝譜》記載，福建地區(qū)關(guān)于荔枝的保存就有紅鹽法、白曬法、蜜煎法和曬煎法。紅鹽法是用鹽梅鹵來浸泡佛?；ǔ杉t漿，然后把荔枝放進腌制，之后撈出曬干，做成荔枝干。這樣的荔枝“色紅而甘酸，可三四年不蟲……然絕無正味”。白曬法，則是將鮮荔枝放到烈日下曬至核硬為止，然后儲存于甕中，密封百日；蜜煎法則是剝生荔枝，榨去其漿，然后用蜜煮之；曬煎法，是將荔枝曬至半干后再放進蜜中煮，如此荔枝則能“色黃白而味美可愛”。
由于工序復(fù)雜，荔枝成為皇室和貴族專享奢侈品，也成為社會等級和權(quán)力的象征。荔枝的北上之路是一段跨越時間和空間的旅程，見證了中國社會從古至今的發(fā)展與演變，它的每一次出現(xiàn)，都是皇權(quán)的一次展示。
在很長一段時間，荔枝象征著奢華、欲望以及皇權(quán)的榮耀與腐敗。最著名的例子是唐代詩人杜牧《過華清宮》中的名句：“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此處荔枝成為唐玄宗李隆基對楊貴妃寵溺有加的象征，也隱含了對皇權(quán)濫用和奢侈生活的批判。“妃子笑”由此得名。
馬伯庸在小說《長安的荔枝》中，塑造了荔枝使李善德這樣一個角色。在接到貴妃要吃新鮮嶺南荔枝的王命后，他便開始殫精竭慮地計算。首先是從長安到廣州的南下之路，全程一共5447里，路線為“離開長安之后，自藍田入商州道，經(jīng)襄州跨漢水，經(jīng)鄂州跨江水，順流至洪州、吉州、虔州，越五嶺，穿梅關(guān)而至韶州，再到廣州”。
而押運荔枝的返程之路，還需進一步縮短，最終在反復(fù)推算后，他制定了這樣的北上路線：陸路與水路相結(jié)合，陸路走梅關(guān)道，抵達吉州后，轉(zhuǎn)向西北方向，直奔潭州，轉(zhuǎn)到西京道；水路棄馬登船，從洞庭湖橫渡長江，再沿漢水、襄河、丹河輾轉(zhuǎn)至商州，再至陸路沿商周道沖入關(guān)中，走藍田，灞橋到長安。轉(zhuǎn)運全程4600里，所涉水陸驛站共計153處，歷時11天。
具體驛站數(shù)量和里程，或許是作家結(jié)合史實的演繹，但好在用想象力填補了歷史事件中的一些細節(jié)，讓讀者更直觀地感受到了皇權(quán)的驕奢和對資源的調(diào)動能力，以及古人為達成使命所付出的努力和智慧。
此外，從古至今都有人認為楊貴妃吃的荔枝來自涪州（今重慶涪陵），蘇軾就說：“天寶歲貢取之涪”。從空間距離和水果特性考慮，涪州荔枝經(jīng)達州、西鄉(xiāng)，再渠道子午谷入長安，可操作性大得多。
無論是嶺南也好、涪陵也罷，運送荔枝都導(dǎo)致“人馬僵斃，相望于道”。后世對貴妃食荔的批評很多。張祜的《馬嵬坡》通過描繪馬嵬坡的景象，對唐明皇和楊貴妃悲劇和唐朝命運由盛而衰發(fā)出無奈感慨。詩中“荔枝猶到馬嵬坡”一句，暗示即使在唐明皇西逃途中，楊貴妃仍有可能享用到荔枝，以小見大諷刺盛唐皇室的奢靡和對民力的過度消耗。錢珝的《蜀國偶題》則從另一個角度進行表達，“莫向金盤進荔枝”是對奢侈行為的直接批評。
唐宮中“金盤進荔”，《紅樓夢》賈府里用纏絲白瑪瑙碟子盛荔枝，甚至寶黛之間送荔枝，還要用荔枝瓶，顯得講究和有儀式感。這些細節(jié)，都顯示出荔枝作為珍果的尊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