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曄旻 2024-09-03
改編自《國家人文歷史》2024年9月上，原標題為《大足石刻的捐助者 形形色色的供養(yǎng)人》。 未經(jīng)授權請勿轉(zhuǎn)載
亂世的官吏
在中國各地的石窟建筑里，“供養(yǎng)人”一般都是指開窟造像的發(fā)愿者（施主）或被紀念者（包括佛教出家的比丘、比丘尼，以及各階層信仰佛教的善男信女等），即“窟主”或“功德主”。供養(yǎng)人是石窟、壁畫藝術作品出現(xiàn)的最基本條件。就大足石刻而言，唐末的昌州刺史、昌普渝合四州都指揮韋君靖于景福元年（892）在新建“永昌寨”率先開鑿北山石窟。他就是早期大足石刻的“供養(yǎng)人”。
韋君靖開鑿石窟時，遭受黃巢起義（875—884）沉重打擊的大唐王朝已然進入風燭殘年，茍延殘喘到天祐四年（907）宣告滅亡，中國就此進入五代十國時期。而大足所在的巴蜀之地，則先后出現(xiàn)兩個割據(jù)政權——前蜀（907—925）與后蜀（934—965）。有一種看法認為，那位韋君靖最后歸順了前蜀的建立者王建，還做了他的養(yǎng)子，改名王宗靖。
王建起之微末，識得創(chuàng)業(yè)的艱難，懂得一點人民的疾苦。前蜀一時出現(xiàn)小康局面。但王建畢竟不是劉備、諸葛亮，他志在守成，而無開拓銳進之意。王建為鞏固帝位，對奇才異能之士十分猜忌，不惜將其置之死地。史稱其“多忌好殺，諸將有功名者，多因事誅之”，反過來，他對部屬聚斂財富、掠人子女則放任自流。所謂“衣朱紫者，咸盜跖之輩，在郡縣者，悉虎狼之人，奸佞滿朝，貪淫如市”。這句話雖然是成都布衣蒲禹卿在前蜀乾德四年（922）用來形容王建去世后的前蜀政局，但其時距王建去世不過幾年。這位前蜀的開國皇帝留下的顯然是一個爛攤子。
在大足石刻的供養(yǎng)人題記里，也可以從側(cè)面看出這一點。北山石窟佛灣第53號阿彌陀佛龕建于前蜀永平五年（915）四月。其主像為阿彌陀佛，結跏趺坐于蓮臺上，臺下為八角形束腰須彌座，佛兩手置腹前結定印，身后有蓮瓣形火焰身光及圓形火焰頭光。主像左側(cè)立地藏；右側(cè)立觀音。而造像記分刻于左右壁外側(cè)門柱，里面提到，此龕的供養(yǎng)人名曰種審能，他是因為“亡男希言被賊傷煞”，故而“造上件功德”。從字面上看，這只是相當尋常的祈冥福題記，但不一般的是這位供養(yǎng)人的身份——種審能在造像記里自稱“右衙第三軍散副將”。他顯然是位武將，而且地位不低，其子居然會被“賊人”殺害。以此看來，當時前蜀政權社會秩序似乎已經(jīng)不太穩(wěn)定了。
這樣的偏安局勢自然無法長期維持。后唐同光三年（925），后唐攻蜀，出兵70天而滅前蜀?？上Ш筇苾?nèi)生變亂，出鎮(zhèn)蜀地的孟知祥趁機割據(jù)，建立后蜀。只不過，孟知祥和他手下的大臣將相，都是后唐官僚，其中還有從后梁降唐的人員。這批人一般都沒有卓越的見識和魄力，不可能創(chuàng)建一個有新氣象的政權。待到郭威建立后周（951），中原政權出現(xiàn)新氣象之后，后蜀的頹勢更加明顯。譬如，周世宗即位（954）時，“秦、鳳人戶怨蜀之苛政，相次詣闕，乞舉兵收復舊地”。
北山石窟佛灣第281號東方藥師凈土變相就建于這一年。其主像為藥師琉璃光佛（頭殘），面南，端坐于金剛座上。佛兩側(cè)有二脅侍，左侍合十，右侍持錫杖。佛左邊坐日光菩薩、右邊坐月光菩薩。三像座下前側(cè)排列十二藥叉大將。龕內(nèi)中柱上有一造像記，里面提到供養(yǎng)人是“右?guī)佳貉弥脛談⒐?、姨母任氏、男女大娘子、二娘子、男仁壽、仁福、仁?rdquo;。這個后蜀政權的將領家族，似乎也有著朝不保夕的預感，于是祈求“藥師琉璃光佛、八菩薩、十二神王一部眾、并七佛、三世佛、阿彌陀佛、尊勝幢一所、兼地藏菩薩三身”如此這般眾多的神明，能夠讓自己“身田清爽，壽等遐昌，眷屬康安，高封祿位”——只不過他本人的命運不得而知，而后蜀倒是只剩十多年的壽命了。宋乾德三年（965），北宋出兵區(qū)區(qū)66天而滅后蜀。蜀地天險，形如虛設。
相比之前的五個短壽王朝，宋代的國祚要長得多（也避免了“六代”的出現(xiàn)），但靖康“北狩”，還是將宋代一分為二。北山石窟佛灣第149號觀自在如意輪菩薩建于建炎二年（1128）四月，后世雖然將其劃入南宋，其實當時形勢遠未如此清晰。前一年，徽宗、欽宗被金人俘虜，康王趙構即位，是為宋高宗。這位父兄被擄的新皇帝一意求和，于十月南遷揚州。金人卻不為所動，在建炎元年底大舉出兵，進攻河南、山東、陜西，作完全征服宋朝的打算。第149號觀自在如意輪菩薩的供養(yǎng)人，是“奉直大夫知軍州事”任宗易。窟內(nèi)有一男供養(yǎng)人像，文官打扮，臉有長須，雙手拱立，應當就是他的模樣?！度缫廨喭恿_尼經(jīng)》記載，信奉如意輪菩薩，“若有軍陣斗戰(zhàn)，官事爭訟，由明成就，皆得解脫”。任宗易開鑿這一石窟的目的一清二楚，作為宋朝的官員，他當然很關心宋金戰(zhàn)況的演變。因此，在窟外右壁上的題記里順理成章地出現(xiàn)了這樣的詞句：“祈乞□□□□，干戈永息。”
崇佛的士大夫
這樣的時機選擇，似乎令人聯(lián)想到“臨時抱佛腳”。這個俗語往往用來形容平時無準備而事急時倉促張羅。不過，古時開鑿石窟畢竟是項浩大工程，從大足石刻的供養(yǎng)人題記的情況看，宋代的官吏們充當“供養(yǎng)人”開鑿石窟是個相當普遍的行為，與時局緊張與否并沒有太直接的關聯(lián)。
這與蜀地佛教的興盛當然不無關系。五代時期，前后蜀君主為滿足其宗教上的精神需要和表示對佛教的重視，曾設置待詔僧。后蜀樞密使王處回還曾出私帑將自己在成都的私宅建成崇真禪院，弘揚佛教。入宋之后，四川地方官府仍設立“僧司”，由僧人任職，管理當?shù)胤鸾淌聞?。宋真宗時，宋朝全境共有僧尼39.7萬人，而蜀地獨占5.6萬人，幾乎占1/7，足見佛教之興。蜀地寺院的修建費用和寺院田產(chǎn)，主要來源就是信徒的捐贈。譬如宋代成都正法院的8000畝田地，即由田欽全所施舍。而閬州香城宮五百羅漢堂修建費用，也由成都巨族大家所施舍。在佛教教義里，這種“施舍”就是功德，而開鑿石窟繪制壁畫，同樣也是供養(yǎng)佛（菩薩）的功德，對于篤信佛教的士大夫來說，成為石刻的“供養(yǎng)人”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有趣的是，官員無論職位大小，現(xiàn)職或是前任，權要或是斗吏，本人或是家屬，即便職位低微，在供養(yǎng)人題記中都會將其官職留下。譬如北山石窟第137號名為“維摩詰經(jīng)變相圖”，在圖上可以看到題記：“當州克寧十將文志于初摹日同施大錢三貫，圖福利堅久，斯碑不墜。紹興甲寅重九日謹銘。”這就說明這位供養(yǎng)人文志的官銜是“克寧十將”，其時是“紹興甲寅”，即宋高宗紹興四年（1134）。而北山觀音坡第40號“一佛二菩薩龕”同樣是在南宋初期開鑿，其“供養(yǎng)人”劉揆的職務則是“攝昌州助教”。
至于北山石窟佛灣第136號“轉(zhuǎn)輪經(jīng)藏窟”，更是數(shù)位朝廷官員出資開鑿的石窟，也被看作北山石窟中宋代造像中水平最高的作品之一。第136窟為方形平頂中心柱窟形式，平面呈方形。窟口朝向西北，高約4米，寬約4.1米，深約7米。所謂轉(zhuǎn)輪經(jīng)藏，亦稱“轉(zhuǎn)輪藏”或“輪藏”，其本義為一個能夠轉(zhuǎn)動的木制圓形書架，作陳列經(jīng)文之用。其具體做法是中心建一柱，呈八面形，放一切經(jīng)；其中設置機輪可以推動旋轉(zhuǎn)，一旋轉(zhuǎn)則類似于誦讀經(jīng)文。窟室平面分前后兩級，后級高，中央即為八角亭式“轉(zhuǎn)輪經(jīng)藏”，正壁中央釋迦佛趺坐在蓮座上，左旁內(nèi)側(cè)侍立迦葉，外側(cè)立觀音，右旁內(nèi)側(cè)侍立阿難，外側(cè)立大勢至。右壁自外而內(nèi)為數(shù)珠手觀音、六臂觀音（一說日月觀音）和普賢。左壁自外而內(nèi)為如意珠觀音、玉印觀音及文殊。
在龕頂觀音菩薩立像上方的造像記里可以看到“左朝散大夫、權發(fā)遣昌州軍州事張莘民，謹發(fā)誠心，就院鐫造觀音菩薩一尊，永為瞻奉”的字樣。而文殊菩薩像龕上方的造像記里則寫道：“弟子趙彭年同妻楊氏發(fā)至誠心，敬鐫造文殊師利菩薩、普賢王菩薩二龕。”這位趙彭年的官銜很長，寫在造像記最后：“左從事郎、昌州錄事、參事兼司戶、司法。”其中的“司戶”掌戶籍賦稅，“司法”掌議法、斷刑。職位雖然不高，權力倒也不小。
家族建石窟
從這些文字里不難看出，當時人們供養(yǎng)造像的目的就是以消災救難祈福為主，并不拘泥于佛教造像原本的意義，也就不嚴格遵循正統(tǒng)佛教的儀軌，因此呈現(xiàn)出明顯的民間化、世俗化特征。譬如，造于北宋靖康元年（1126）的北山佛灣第176號彌勒下生經(jīng)變相龕中的題記提到“鐫彌勒泗州大圣，時丙午歲題”。“泗州大圣”本是唐代的僧伽大師，到宋代已經(jīng)轉(zhuǎn)化為“神僧”，其神異故事都是為民眾消災避禍，主要是治病、求雨，并因此廣受崇拜。
在石門山石窟中，編號第13號的是“山王、地母龕”。這兩位神明有點類似土地神，應算道教神明。在龕外右側(cè)壁上的題記里可以辨認出供養(yǎng)人的身份：“弟子楊才友，女弟子馮氏，長男楊文忻，次男楊文秀”。這楊氏一門，請來匠人文居道等人，覓了塊上好的巖壁，開鑿石刻，并在“乙亥歲紹圣二年（1095）二月二十四日清明節(jié)”大功告成。楊家的愿望很簡單，祈求山王地母的法力，能讓“諸邪魔鬼各去他邦，莫為仇執(zhí)。去離門庭”，“愿先亡離苦，債主生（升）天，見在子孫，皆蒙吉慶”。有趣的是，在上題記右側(cè)，又有一題記，說明完工的第二天，楊家請來“僧□杲慶贊山王、土地，祈乞一家安樂，大小康安，凡在公私，萬民吉慶，鬼神退散”。
另外，石門山石窟第2號玉皇大帝龕建于南宋紹興十七年（1147）。其主像為道教里大名鼎鼎的玉皇大帝，他面向東北，端坐于雙鉤云頭靠背椅上，椅背上搭有墊帛，云頭倒鉤處懸有玉環(huán)，環(huán)下垂有流蘇。玉帝臉龐微胖，頜下有一綹長須，頭戴冕旒，身著圓領寬袖大袍，雙手捧玉圭，兩足著靴踏于方幾上，膝間有寬帶由胸垂于幾前。主像兩側(cè)各立一侍者裝束似宦官，每人各舉一把長柄日月寶扇作玉帝儀仗。而在龕外下部兩側(cè)則各立一神將像，左為“千里眼”，右為“順風耳”。在《西游記》里，這兩位堪稱天庭的耳目，石猴（孫悟空）一出世，就震動上天，玉皇大帝隨即派千里眼和順風耳兩位神將開南天門觀察，果然“看得真，聽得明”，須臾便回報結果。而出現(xiàn)在石門山石窟玉皇大帝龕里的“千里眼”與“順風耳”，比吳承恩的小說早了四個世紀。
引人注意的是，在千里眼之左下側(cè)又有一立像，面老有須，戴頭巾，著斜領寬袖長衫，腰間束帶，其左手捏帶，右手側(cè)垂。這又是哪路神仙呢？在此像的右上方有題記：“男楊伯高伏為□□□故先考楊文忻鐫造真容一身供養(yǎng)，其故父享□年八十歲，于丙寅紹興十六年十月二十六日辭世，丁卯二月十日記。”以此看來，這位并非神像，而是“供養(yǎng)人像”。在石窟開鑿和壁畫繪制過程中，供養(yǎng)人為表示某窟某像是由他們所造，窟內(nèi)的神祇是由自己所供養(yǎng)的，是自己的功德，因此往往把本人或親戚、亡故祖先的形象刻畫出來，這些人像就叫做供養(yǎng)人像。具體而言，這座玉皇大帝龕的供養(yǎng)人名為“楊伯高”，而窟中的立像就是他的父親楊文忻的“真容”。在建窟前一年的紹興十六年十月二十六日，楊文忻辭世，享年八十，在古代自然算得上高壽了。而從“山王、地母龕”的題記看，楊文忻便是楊才友的兒子，如此算來，建玉皇大帝龕的楊伯高就是楊才友的孫兒。以此看來，石門山的這兩個石窟，相隔半個多世紀，卻講述了楊才友祖孫三代虔誠信仰道教的故事。
庶民的選擇
實際上，石門山的山王、地母龕與玉皇大帝龕由楊家祖孫相繼建立，有點類似楊家的家廟。而大部分大足石刻，同樣也是由單家獨戶的施主營造而成?！遁浀丶o勝·昌州》記載：“靜南山水奇秀，士大夫避地者多居焉。”這就說明，宋代的大足富家巨室不乏其人，也特別希求神靈保佑，因而紛紛鑿像供奉，成為宋代大足石刻的主要供養(yǎng)人。譬如石篆山14龕宋代造像就是大莊園主嚴遜一人施造的。而佛安橋造像記中也有“莊主古及之”“莊主古國士”的署名，這些“莊主”或許不比《水滸傳》里的祝家莊主（祝朝奉）那般“莊前莊后有五七百人家，都是佃戶”，但有能力“舍地開山”恐怕也是事實。
但話又說回來，開龕造像的花費畢竟不是每一位信徒都能負擔起的，特別是對于普通民眾，個人可能無法獨立承擔起造像的費用，但又虔誠地想供養(yǎng)，這就催生出多人合資開龕造像的形式。而且，到大足造像后期，崖面上的龕窟逐漸趨于飽和，開龕造像的難度增大，花費自然增多，這也進一步刺激了合資造像。故而兩宋時期，以家族名義或與他人合資開龕造像蔚然成風，而少有以個人名義獨立出資建龕者了。
然而，即便只是捐資認領一尊佛像，仍然是筆不小的開銷。在大足城區(qū)南的玉灘，編號為第6號的二像龕規(guī)模并不大，只是一個高1.3米，寬1.0米的豎形方龕。正壁左右鑿俗人坐像二身（高1.0米），其上方的題記表明，此龕乃“奉佛女弟子高氏桂一娘”為祈求母親“過往生天，見存安樂”而建，為此花費了錢一百貫。一百貫錢是個什么概念呢？北宋大觀年間（1107—1110）有臣僚言：“蓋一牛之價不過五七千”，也就是說買一頭牛不過5—7貫錢，一百貫錢是筆能夠買到十多頭牛的巨款了。而《水滸傳》則寫道，林沖發(fā)配時途經(jīng)柴進莊院，按慣例，莊客“托出一盤肉，一盤餅，溫一壺酒；又一個盤子，托出一斗白米，米上放著十貫錢，都一發(fā)將出來”，這已足以讓林沖起身謝道：“大官人，不必多賜，只此十分夠了。”以此可見，一百貫錢絕不是個區(qū)區(qū)小數(shù)。如果是拿不出錢的貧苦百姓，就像岑忠用那樣“實無一貫之本”，又缺少“化首”的能耐，卻要參與開鑿立像的話，又該怎么辦呢？
一些人的選擇，可能是盡其所能。位于佛灣西北的多寶塔（也稱北塔、白塔）建于南宋早期。塔第一級四向處各開一窟，內(nèi)置石像。塔內(nèi)第二級以上，塔心四個方向處多開有小窟。其第60號窟為釋迦佛及二菩薩（龍樹、地藏）像。在位于左壁內(nèi)側(cè)有一篇題記，敘述造這處像的來由，其中提道，在南宋紹興二十三年（1153），當時住在昌州大足縣玉溪井的鐵匠劉杰和他的妻子楊氏，自從營造多寶塔以來，就開始協(xié)助修建，其中包括“施鐵索一條重三十斤”。在修建這龕龍樹菩薩像時，還募化云水鎮(zhèn)一位作戶的鐵索三條。他在題記中還表達了夫妻倆的愿望，期望他母親“眼目光明、福壽雙慶”。因為龍樹菩薩的藥方據(jù)說能治療母親眼疾，身為鐵匠的劉杰才會修造龍樹菩薩像?？伤柚牟⒉皇墙疱X，而是其業(yè)務所及的鐵索，使其成為大足石刻的諸多供養(yǎng)人中的“另類”。
另一個選擇，就是將“妝鑾”從造像中分離出來，成為一個獨立的供養(yǎng)行為。所謂“妝鑾”可理解為妝飾、妝彩和妝繪。中國古代的雕塑通常都需要上色，沒有上色的作品一般當作尚未完成的半成品，“妝鑾”則是其完成前的重要工序。對于囊中羞澀的供養(yǎng)人來說，妝鑾的花費自然低于造像（包括妝鑾的工序），經(jīng)濟上容易承受。另外，到大足石刻發(fā)展后期，易于開鑿和可開鑿的地方變得越來越少，在不易開龕或成本過高的情況下，也可以選擇妝鑾這一供養(yǎng)行為——畢竟，即便是造像完成后，妝鑾仍可以反復進行，表達供養(yǎng)人的虔誠之心。譬如，位于北山佛灣第168號五百羅漢窟可明確時間紀年的有四則供養(yǎng)人題記，時間最早的為北宋宣和三年（1121）的造羅漢五身鐫記，最晚的為南宋建炎二年（1128）的認妝羅漢五位鐫記，造像與妝鑾的時間跨度只有8年，這可能就是造像完成后進行了妝鑾。也有造像與妝鑾間隔時間較長的情況。北山佛灣第279號藥師佛龕里是五代時期的洞窟，建于后蜀廣政十八年（955）二月廿四日。其龕左、右壁上側(cè)，各有一佛二尊者。三像俱立于祥云上。而龕外下壁則有題記一則已“妝鑾尊勝幢一所，右女弟子解氏造。以咸平二年三月三日修齋表贊訖”。咸平二年即公元999年，已是洞窟落成近半個世紀之后，可能因為年歲久遠，色彩斑駁脫落，于是“女弟子解氏”出資“妝鑾”尊勝幢，作為自己的功德。無獨有偶，在龕中部柱上還刻有上、下二則題記。其上則為宋咸平四年（1001）四月十八日的妝鑾題記。這自然是另一樁“妝鑾”的功德了。
值得一提的還有佛灣第249號觀音、地藏像。此龕規(guī)模不大，高0.77米，寬0.64米，深0.15米。在龕外左、右壁下側(cè)共立六供養(yǎng)人像，左二右四，雙手皆作合十。只不過原題記或已損毀，在龕外右壁上的題記里，卻找不到這六位供養(yǎng)人的信息，反而寫著“女弟子李氏九娘子，奉為亡夫主王廷略三周年，妝此地藏、觀音二尊”，落款時間是“至道□年四月二十一日”。至道是北宋年號（995—997），這位李氏九娘子為了紀念亡夫，出資“妝鑾”。這樁單獨的供養(yǎng)似乎與龕外的六供養(yǎng)人像無關。但無論怎樣，這些“妝鑾”的題記，與造像題記一樣，已成為大足石刻留給后人的寶貴文字信息了。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