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靖宇 2024-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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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古稱長安，自漢晉到隋唐，歷代均以此為首都，留下了豐富的歷史遺跡。2021年5月至2022年12月，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在小雁塔西北角工地開展考古工作，發(fā)現(xiàn)了隋唐長安城朱雀大街五橋并列等遺址，這是目前經(jīng)考古發(fā)掘出土的我國古代最早的五橋并列遺址。通過對遺址進行勘探，專家推算朱雀大街的實際寬度約為127米，相當于現(xiàn)代的雙向36車道，如此之寬，甚至可以作為機場的跑道。
回顧歷史，唐長安城為什么要修建這么寬的路？唐人又是如何利用這條道路的？
從“大興”到“長安”
隋文帝楊堅取代北周建立隋朝后，最初定都在西漢的長安城，當時的漢長安城歷經(jīng)數(shù)百年戰(zhàn)亂，近乎變成了廢墟，而且水資源污染嚴重，居住條件十分惡劣。于是，隋文帝楊堅命宰相高颎為營新都大監(jiān)，建筑大師宇文愷為副監(jiān)，另立新都。自開皇二年（582）開始，在宇文愷的實際主持下，僅僅9個月左右的時間就建成了宮城和皇城，因楊堅早年曾被封為大興郡公，于是便以“大興”命名此城。
唐朝建立以后，繼續(xù)定都于此，并恢復(fù)了“長安”之名。唐人對于長安城的營造主要在于修繕與擴建。例如，高祖李淵為獎酬秦王李世民平定天下之功，新建了一座弘義宮供其居??；高宗李治于龍朔年間（661—663）興建大明宮；玄宗李隆基在開元二年（714）把自己做藩王時期的隆慶坊府邸擴建成為興慶宮，在唐代歷史上非常有名的興慶殿、南薰殿、大同殿、勤政務(wù)本之樓、花萼相輝之樓和沉香亭都是其中的建筑物。玄宗還在長安東城墻內(nèi)增筑了一道夾城，使得皇家可以從興慶宮直接與大明宮、曲江池相通。開元、天寶時代，這里是大唐帝國的政治中心所在，也是玄宗與楊玉環(huán)長期居住的地方。至此，我們后世熟悉的長安城才算是真正營造完成。
唐長安城由外郭城、皇城和宮城、禁苑、坊市組成，面積達87.27平方公里，是漢長安城的2.54倍，明清北京城的1.45倍，也是同時期的拜占庭帝國都城君士坦丁堡的7.29倍，阿拉伯帝國首都巴格達城的2.87倍，更是羅馬城的6.39倍。城內(nèi)人口最多時超過了100萬，甚至可能有約200萬人。唐長安城不僅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也是中國歷史上最為宏偉壯觀的都城，被譽為中國古代城市的巔峰之作，成為中華文明黃金期的象征。
中軸之街
朱雀大街又稱朱省街，亦曰天街。根據(jù)宋代呂大防繪制的長安圖，朱雀大街是縱貫?zāi)媳钡囊粭l標準的中軸線，它銜接皇城朱雀門與外郭的明德門，北與承天門大街相通?？脊虐l(fā)掘結(jié)果顯示，朱雀大街南北長為8651.7米，東西約寬127米，與歷史文獻的記載大致相近，其路幅為長安城內(nèi)各街路之最。以朱雀大街為界，長安城被分為東西對稱的兩部分，街東歸萬年縣管轄，街西歸長安縣管轄，這或許也是唐長安城被繼續(xù)稱為長安的原因之一。
從考古發(fā)掘來看，朱雀大街的路面構(gòu)造中部略高，兩側(cè)較低，略呈弧形，以便于及時排除積水。古時并沒有今天的硬化道路，全部是黃土路面，即使是作為首都主干道的朱雀大街也是遇風(fēng)則塵土飛揚，逢雨則泥濘不堪。于是，為了避免塵土飛揚和道路泥濘，唐朝政府就在一些通衢大街路面之上鋪撒細沙甬道，稱為沙堤。鋪路所需的細沙是由官牛、官車從東郊浐河中載運而來，白居易《官牛》一詩就記載了此事：
“官牛官牛駕官車，浐水岸邊船載沙。一石沙，幾斤重，朝載暮載將何用？載向五門官道西，綠槐陰下鋪沙堤。”
為方便排水，朱雀大街的兩旁設(shè)有排水渠，因此，為方便通行，每個交叉路口處都建有小橋，這次發(fā)現(xiàn)的五橋并列遺址就是其中一處。而為了遮陰和美化環(huán)境，排水渠兩邊還栽種了榆樹、杜松和槐樹。每當夏日，朱雀大街兩旁高大的國槐便會茂盛生長以擋烈日，讓人從它下面走的時候感受到一種透心的涼爽，故朱雀大街又有“槐街”的民間稱呼。開元二十八年（740），玄宗又下令增種果樹，使長安居民還能享受到吃水果的樂趣。
朱雀大街能修建得如此寬闊，主要得益于長安的空曠。與我們印象中“寸土寸金”的首都不同，盡管當時長安城內(nèi)的居民多達上百萬，但這座城還是龐大、空曠得可怕?！杜f唐書》記載：
“都內(nèi)，南北十四街，東西十一街，街分一百八坊。坊之廣長，皆三百余步。皇城之南大街曰朱雀之街，東五十四坊，萬年縣領(lǐng)之；街西五十四坊，長安縣領(lǐng)之。京兆尹總其事。”
這些坊中，面積大的堪比一座縣城。如此闊綽的空間內(nèi)自然不可能都是住宅，其中遍布著果園、菜園和小塊的田地。很多的官家園子也在各坊內(nèi)。據(jù)《唐兩京城坊考》記載，昌樂坊有官方所屬的進貢梨花蜜的梨園，光宅坊有官方的葡萄園，而樂游原的升平坊甚至還有藥園。
除園林外，得益于“八水繞長安”的優(yōu)越條件，隋唐兩代充分利用東南高、西北低的地勢，開鑿了龍首渠、清明渠、永安渠、漕渠、黃渠等五條渠道，把城外之水引入城中，形成了眾多的人工湖泊，見于史書記載的便有53處。唐人把這些人工湖稱為“池”，在長安北邊，太極宮中有東、南、北三個“海池”。玄武門之變的時候，“上方泛舟海池，世民使尉遲敬德入宿衛(wèi)”，高祖李淵正在海池內(nèi)泛舟游玩，足以證明這三個人工湖泊規(guī)模不小。
由此可見，雄偉壯闊的長安城有足夠的空間修建寬闊的朱雀大街。在中國古代，都城布局都具有深刻的政治含義，作為統(tǒng)治者傳遞自身權(quán)力的政治路徑，大道具有天然的階級性質(zhì)和政治色彩，朱雀大街就是這一影響下的產(chǎn)物。
以中為尊
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始終存在著執(zhí)中守正、“以中為尊”的哲學(xué)意識，“中”字形平面布局對中國古代都城與建筑以軸線對稱的城市格局產(chǎn)生深刻影響。這是因為，中軸線式布局是宇宙觀和秩序觀的體現(xiàn)，最能使朝覲者和國內(nèi)民眾直觀感受到都城空間意向與排布，成為統(tǒng)治者政治正統(tǒng)性塑造的關(guān)鍵一環(huán)。
一位名叫伊本·瓦哈卜的阿拉伯商人描述長安城道：
“這座城市很大，人口眾多，一條寬闊的長街把全城分成了兩半，皇帝、宰相、禁軍、最高判官、宮廷宦官，以及皇家總管、奴婢都住在這條大街右邊的東區(qū)。在這里，既沒有任何百姓同他們雜居，也沒有任何市場。在這個區(qū)域，沿街開鑿了小河，淌著潺潺流水，路旁蔥蘢的樹木整然有序，一幢幢邸宅鱗次櫛比。”
“在大街左邊的西區(qū)，住著庶民和商人，這里有貨棧和商店。每當清晨，人們可以看見皇帝的總管和奴婢、宮廷的仆役、將軍的仆役，以及其他當差的人，或騎馬或步行，魚貫似的來到這個既有市場又有商店的街區(qū)，采購主人需要的東西，（事情辦完后），他們立即返回，不到翌日清早，他們就不再來這個街區(qū)了。”
這位阿拉伯商人的記載相當準確，勛貴們的確大多居住在朱雀大街以東，與街西的庶民、商人涇渭分明。作為劃分城內(nèi)居民身份的分界線，朱雀大街自然也不是普通人能隨意使用的。實際上，朱雀大街主要供皇帝出行或皇家儀式使用，又稱御街，在文人墨客的筆下也稱天街。唐朝統(tǒng)治者將朱雀大街這條城市中軸線作為開展禮儀活動的空間場所，通過舉辦特定儀式來宣揚皇權(quán)至上、受命于天、眾望所歸的統(tǒng)治思想。
“秉天而治”是古代君主統(tǒng)治權(quán)力合法性的來源，即依據(jù)天意來統(tǒng)治民眾，因此，祭天成為君主和上天溝通的最重要儀式。唐朝將祭天場所圜丘設(shè)置在長安正南門外，經(jīng)由朱雀大街舉行祭天儀式，通過與天交流來體現(xiàn)長安城“宇宙之都”的屬性。除順宗、哀宗外，唐朝其余18位皇帝均經(jīng)過朱雀大街親自去圜丘舉行祭天儀式。每逢皇帝登基，或冬至、正月上辛與孟夏之時，全城居民都要沐浴齋戒，皇帝親率百官從遠在長安城北的宮殿經(jīng)朱雀大街一路南行，出明德門前往圜丘祭天。開成六年（841）正月初八，即位不久的唐武宗祭天時，“諸衛(wèi)及左右軍廿萬眾相隨”，20萬人的軍隊和隨從浩浩蕩蕩沿著朱雀大街往南行進，場景異常壯觀。
朱雀大街的重要政治意義，使其成為皇權(quán)獲取的政治符號存在于宮廷政變中。唐朝的政治斗爭和重大事件往往以朱雀大街為事發(fā)地，正所謂“爭鋒于朱雀之街，問鼎于大明之宮”。朱雀大街與大明宮一樣，成為爭奪唐王朝政權(quán)的象征。在代宗時，長安落入吐蕃之手，唐將王甫募集城中精壯之士，“齊擊街鼓于朱雀街，蕃軍震懾，狼狽奔潰”，使郭子儀得以順利收復(fù)長安。朱雀大街寬闊的街道不只服務(wù)于皇帝出行，在戰(zhàn)時還方便了軍隊行軍作戰(zhàn)，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規(guī)避來自道路兩邊的箭矢，由此成為諸多動亂的主要舞臺，從相反的角度成為唐朝皇帝宣揚政治力量和強化政權(quán)合法性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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