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愷 2023-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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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于二戰(zhàn)中的斯大林格勒保衛(wèi)戰(zhàn)、華沙起義，越南戰(zhàn)爭中的“春節(jié)攻勢”以及“中東戰(zhàn)爭”中的“貝魯特巷戰(zhàn)”，有關于古代巷戰(zhàn)的記載相對較少，也極少出現(xiàn)將入侵者“反推”出城外的情況。以至于很多軍事愛好者都會誤認為在冷兵器時代，一旦攻破了城門或城墻，攻城戰(zhàn)便宣告結束。實際上，巷戰(zhàn)不僅自古便有，更在不斷摸索中形成了諸多攻守戰(zhàn)術。
斯大林格勒保衛(wèi)戰(zhàn)。來源/電影《斯大林格勒戰(zhàn)役》截圖
東、西方巷戰(zhàn)策略的邏輯差異
城市，自其出現(xiàn)之日起，除了人類定居點的基本職能之外，往往還是一個地區(qū)乃至一個國家的軍事、政治、經濟中心。因此，關鍵城市的攻防自古便被視為是一場戰(zhàn)爭的核心勝負手。也正是基于城市的重要性，早在春秋戰(zhàn)國時期，主張“兼愛非攻”的“墨家”學者，便整理出了一整套守備城市的戰(zhàn)術。
在流傳至今的十五卷、五十三篇的《墨子》中，有兩卷、十一篇是講述城市防御要領的。根據墨家弟子的總結，在“大攻小，強執(zhí)弱”的軍事形勢下，若想完成“守小國”的戰(zhàn)略任務，應清醒分析守城戰(zhàn)斗的有利形勢，以及堅守勝圍的條件：“城池修，守器具，樵粟足，上下相親，又得四鄰諸侯之救”。
作為一個云集了諸多工匠、專家的“反戰(zhàn)組織”，墨家除了為防御者設計“轉射機”“技機”“擲車”“射機”等利用杠桿原理拋擲石彈的戰(zhàn)具。更在構筑城防體系中有諸多巧思，除了在壕池（護城河）內外設置障礙物“柞格”、城墻內埋設反坑道戰(zhàn)的監(jiān)聽設施、城墻上設置收羅敵箭和必要時燒敵的“渠答”之外。墨家還特別強調了在城中的主要街巷之上設置“里門崗亭”的重要性。
戰(zhàn)國投擲武器——銀球彈。來源/杜文玉、王艷、劉鵬、魏順蘭編著《圖說中國古代兵器與兵書》，世界圖書出版西安有限公司2016年版
在墨家弟子看來，在城市遭遇攻擊時，所有軍民都要以“里門崗亭”為中心，堅守各自的崗位。街坊鄰里和居民中年長的人也要守護各街巷進出口，以防止奸細里應外合的制造恐慌。而一旦城墻被攻破，這些街巷也將成為一座座堡壘，通過盡可能阻擊和殺傷敵方有生力量，協(xié)助城防力量向名為“主所”的核心防區(qū)集結。
所謂“主所”，便是城主的居所。按照墨家弟子的設想，在城市遭受攻擊時，城內司馬級以上的軍官都要將自己的親屬送入“主所”充當人質。而為了保護自己的家人，即便在城防被攻破之后，大多數的官吏和軍官也會向“主所”集合，即便他們無法挽回戰(zhàn)局，也常常會給予對手以巨大的殺傷。
在公元前597年，楚莊王因不滿鄭國在晉、楚之間反復橫跳，而出兵攻打鄭國。面對著楚軍的強攻，鄭襄公堅守了十七日后，覺得大事不妙，便開始占卜應該怎么做。在得到“求和”不吉、“出車于街巷”則大吉的結果后，鄭襄公集結卿大夫在祖廟大哭后，隨后陳兵城內，準備巷戰(zhàn)。
關鍵時刻，楚莊王卻從城內的哭聲中聽出了危險，果斷命楚軍暫緩攻城。最終通過三個月的圍困，迫使鄭襄公“肉袒牽羊”，主動投降。畢竟，“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楚莊王給了鄭國軍民三個月的時間和重新選擇的機會，一場殘酷的巷戰(zhàn)也就打不起來了。
正是為了避免陷入殘酷的巷戰(zhàn)，活躍于春秋末期的兵法大家孫武提出了“攻城為下、攻心為上”和“圍三缺一”的指導方針。但同時期西方那些“名將”卻似乎既沒有楚莊王“引而不發(fā)”的政治智慧，也沒有孫武的戰(zhàn)略眼光。這一時期的古希臘、古羅馬戰(zhàn)場之上，各類巷戰(zhàn)常常打得血腥異常。
在亞歷山大麾下諸將相互攻伐的“繼業(yè)者戰(zhàn)爭”中，甚至出現(xiàn)了圍繞巴比倫城持續(xù)巷戰(zhàn)一年的記錄。而自詡為亞歷山大大帝繼承人的伊庇魯斯國王皮洛士，雖然多次在野戰(zhàn)中擊敗過羅馬軍團，卻最終在一次巷戰(zhàn)中被一個老婦人從屋頂上用一塊磚石砸死。
正是為了抵御巷戰(zhàn)中無處不在的冷箭，羅馬軍團發(fā)明出了全方位防護的“龜甲陣”。即兵士們先密集成圓形或方形，外圍的兵士把盾一個接一個連接起來，垂直擋在自己的胸前護住身體。后面各列的士兵把盾像傘一樣舉在頂上，也一一連接，以抵御從上面飛下的失石。當然“龜甲陣”除了抵御遠程傷害外，本身也能起到人梯的作用，攀爬上一些比較低的城墻和工事。
憑借著“龜甲陣”，羅馬軍團一度巷戰(zhàn)中無往不利，其中最為著名的戰(zhàn)例莫過于“第三次布匿戰(zhàn)爭”。面對堅守孤城達三年之久的迦太基人。公元前147年，被選舉為羅馬的執(zhí)政官和遠征軍司令的西庇阿，率部利用云梯登城成功。隨后以“龜甲陣”入城展開長達6天的巷戰(zhàn)，由于隱匿暗處的迦太基人伺機偷襲，令羅馬人寸步難行，西庇阿下令放火焚燒已攻下的街巷，許多迦太基人被活活燒死。最后，50萬人口的迦太基城只剩下5.5萬人，殘存的迦太基人被賣作奴隸，城市交由羅馬軍團洗劫。
首都街巷里的惡斗
隨著生產力的發(fā)展，城市的規(guī)模日益龐大，但商業(yè)的繁榮和人口的增多卻也令失去了自濟能力的大都市，一旦遭遇圍困便會變得更加脆弱。如公元408年，哥特部首領阿拉列進攻西羅馬帝國時，只是占領了羅馬城市奧斯提亞，便斷絕了羅馬的糧食來源，通過饑餓、瘟疫，便很快使羅馬成了一座死城。
迫于形勢，羅馬元老院遣使向阿拉列求和。面對哥特人提出的高昂賠款，羅馬特使曾氣急敗壞地表示：“不能逼人太甚。羅馬還有不少人，尚可一戰(zhàn)。”但哥特首領阿拉列卻輕蔑地回復說：“還有不少人？那好??！草越密，越好割。”顯然，在無力通過野戰(zhàn)打破被圍困局的前提下，城市規(guī)模越大、人口越多，便代表越難以長期堅守。是以，在這個時期，很多大型城市一旦遭遇強敵來犯，理性的統(tǒng)治者都會果斷棄守。
當然，在一些爭奪政治主導權的內戰(zhàn)之中，圍繞首都的巷戰(zhàn)還是時常發(fā)生的。東、西方也出現(xiàn)了一些新穎的戰(zhàn)術戰(zhàn)法。如漢武帝劉徹在面對長子劉據發(fā)動的軍事政變時，便要求平叛部隊“以牛車為櫓，毋接短兵”，即以重型車輛為移動的堡壘，在城區(qū)內穩(wěn)步推進，通過弓弩等遠程射擊兵器逐漸消耗對手，以減少巷戰(zhàn)中的傷亡。
事實證明，漢武帝劉徹的指令頗有成效。“戾太子”劉據所召集的數萬民眾很快便在巷戰(zhàn)中被漢帝國的政府軍擊潰。漢武帝劉徹晚年最大的政治危機，由此得以化解。
有趣的是，在劉徹以牛車為堡壘的數十年之后，另一位君主也試圖在巷戰(zhàn)中使用移動堡壘來壓垮對手。他就是年輕的埃及國王托勒密十三世。公元前48年，由于不愿與自己的姐姐——克里奧帕特拉七世分享權力，托勒密十三世召集軍隊準備發(fā)動內戰(zhàn)。恰在此時，于羅馬內戰(zhàn)中落敗的龐培敗逃而來。
雖然龐培此前與托勒密十三世的父親頗有幾分香火之情。但此刻的他早已不是手握數個精銳兵團的羅馬“巨頭”，自然也不可能得到埃及王國的庇護。不愿多事的托勒密十三世隨手便命人將其處決，并將首級送給了其一路追來的政敵——凱撒。
尤利烏斯·凱撒雕塑。來源/大都會藝術博物館
凱撒率部追擊龐培，本就是為了趁勢收割羅馬的東方屬國。因此，非但沒有感謝托勒密十三世為其解決了心腹大患，更直接屯兵亞歷山大港，干涉起了埃及的內政來。眼見凱撒如此不懂感恩，托勒密十三世當即調集了二十萬大軍對亞歷山大港展開圍困。
深知羅馬軍團在近戰(zhàn)的優(yōu)勢，埃及軍隊從一開始便采取土木作業(yè)的方式圍困凱撒所在的小片沿海城區(qū)。逐步將道路兩邊的石頭建筑加固為小要塞，再用新運來的材料搭建街壘，最終以大量可以推動的木質攻城塔組成陣列。緩慢地壓縮凱撒麾下羅馬軍團的活動范圍。
這些攻城塔就像一座裝滿了武器的大樓，直逼對手的城墻。全副武裝的攻城塔裝備了大量的弩炮、弓箭手和投石兵，負責攻擊城墻上方位的敵人。在攻城戰(zhàn)中，攻城塔可能會面對燃燒的熱油、飛來的火箭，以及投石車打出的石塊。為了防止著火，塔內的士兵可以用腌制的牛腸作為滅火管，在攻城塔的外部加裝防火層也是一種有效的辦法。
雖然羅馬士兵針鋒相對，將街區(qū)和一座小型劇院都改造為堡壘，與對方展開巷戰(zhàn)，然而，面對步步緊逼的攻城塔卻收效甚微。關鍵時刻，凱撒此前派往東方各行省收羅兵馬的部將，米特拉達梯率軍趕到。在羅馬軍團里應外合的打擊之下，托勒密十三世的部隊全線潰敗。大獲全勝的凱撒隨即將早早投誠的克里奧帕特拉七世扶上王位，并由這位埃及艷后確保尼羅河地區(qū)的糧食可以長期供養(yǎng)羅馬。
克里奧帕特拉。來源/紀錄片《世界歷史》截圖
騎兵集群時代的巷戰(zhàn)
由于無法攜帶大量的輜重和攻城器械，成建制的騎兵部隊往往無法攻破一座設防的城市。但13世紀崛起的蒙古帝國，卻令這一戰(zhàn)場慣例變得不再適用。憑借著跨地區(qū)的超強機動力以及無孔不入的滲透戰(zhàn)術，蒙古騎兵往往可以在對手毫無察覺的情況下，進入并控制一座城市。
最極端的案例發(fā)生在公元1236年農歷10月的成都。面對突破陽平關天險的蒙古大軍，南宋四川軍政最高長官趙彥吶率部逃往夔門（今重慶市奉節(jié)縣）。只留下四川制置副使兼成都知府丁黼帶著手下400名盾牌手和300衙役，留守岌岌可危的成都城。
不過命中注定的悲劇卻有一個頗有喜感的開場，因為蒙古大軍的前鋒部隊打著武休關守將李顯忠的旗號，所以起初丁黼還以為其是前線潰退下來的敗兵，大開城門，將其迎接進來。此后近兩天的時間蒙古兵往來城內，成都的居民都表示“對生活影響不大”。直到某天晚上，有數人于一小巷內擒殺一騎兵，市民們方知是蒙古兵。一邊是撕破了偽裝的侵略者，一邊是從夢中驚醒的成都市民，雙方隨即在城內展開了慘烈的巷戰(zhàn)。
當然，并非所有的南宋城市都如成都那般防備松懈。在公元1275年的農歷9月到農歷11月，在文天祥民兵部隊的支援之下，常州阻擊元帝國中路軍長達3個月，最終逼迫元帝國統(tǒng)帥伯顏撕去了南下以來偽善的假面具，又拿出蒙古大軍縱橫歐亞的種種殘酷攻堅手段，驅策無辜民眾在火線上堆起土山，填埋戰(zhàn)壕。以至于遠在大都的元昭文館大學士姚樞向忽必烈建議有必要重申“止殺之詔”以免江南的城市都效仿常州死戰(zhàn)到底。
在城墻被攻破之后，常州城內的軍民與入侵者展開了慘烈的巷戰(zhàn)。副都統(tǒng)王安節(jié)是釣魚城守將王堅的兒子，善使雙刀的他率領殘部和敵人巷戰(zhàn)，因手臂受傷被俘，最終寧死不屈而被殺。甚至護國寺的長老也率領五百僧人高舉“降魔”大旗沖向南門和兇殘的元軍巷戰(zhàn)，最終寡不敵眾悉數犧牲。
元軍勢如破竹，占領建康、鎮(zhèn)江、常州、無錫等地。來源/紀錄片《中國通史》截圖
有趣的是，這種出其不意的“閃電戰(zhàn)”最終被朱元璋所建立的明帝國全盤學習了過去。并在攻克大都的軍事行動中完美的復刻了出來。
公元1368年農歷6月，在山東、河南相繼入手后，朱元璋將徐達召到了自己的行營，親自犒賞這位名將之余，商議下一步的行動計劃。徐達表示：“大軍平齊魯，掃河洛，庫庫特穆爾逡巡觀望，潼關既克，李思齊狼狽西奔，元聲援已絕。今乘勝直搗元都，可不戰(zhàn)有也。”
徐達長驅直入的勇略，令早已外強中干的元帝國轟然倒塌。而明軍順利地抵達了大都城下，接下來所發(fā)生的一切，更像是一場移交儀式，而不是血腥的攻城戰(zhàn)役。在相關史料之中只用了簡短的六個字來概括整個過程—“填壕登城而入”。
徐達。來源/中國歷史博物館保管部編《中國歷代名人畫像譜》，海峽文藝出版社2003年版
不過或許是因為大都的淪陷過于迅速，在蒙文史籍《黃金史綱》和《蒙古源流》中都記載了另一個版本的故事—明帝國的部隊是藏在一萬輛裝滿了財物的大車里，賄賂了守城軍士才進城的。這個元末版的“木馬計”實在太過侮辱讀者的智商了，我們只能一笑而過。
由于也沒什么所謂的巷戰(zhàn)，徐達親自坐鎮(zhèn)齊化門，看著城內的元帝國親貴一一被處決。有趣的是，為了保護以監(jiān)國身份留在大都的帖木兒不花，許多元帝國貴族和大臣都自稱“淮王”，上演了一出“代死”的帝國滅亡保留節(jié)目。除了蒙古親王之外，元帝國的漢族官僚在這個問題上也不遑多讓。理財專家丁好禮以75歲的高齡，向徐達表示：“我以小吏致極品，爵上公，今老矣，恨無以報國，所欠唯一死耳。”隨即慷慨赴死。
雖然有所殺戮，但并不影響明朝的歷史書寫下這樣的文字：“（徐達）封其府庫、圖籍、寶物及宮殿門，以兵守之。宮人妃、主令其宦官護侍，禁戢士卒，毋得侵暴。人謂曹彬下江南不是過也。”似乎歷代名將都希望成為兵不血刃的北宋名將曹彬。但是曹彬攻克江南“不妄殺一人”，本身又何嘗不是一個政治神話呢？畢竟，戰(zhàn)爭總是伴隨著殺戮，發(fā)生在城市中的巷戰(zhàn)更會招來生靈涂炭。而也正因如此，和平才顯得尤為可貴。
參考資料
1、《墨子今注今譯》譚家健、孫中原著，商務印書館 2009年
2、《內戰(zhàn)記》[古羅馬]凱撒等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年
3、《宋史》，[元]脫脫等著。中華書局，1985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