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凱迪 2025-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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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啟七年（1627）八月，明熹宗朱由校駕崩，崇禎皇帝朱由檢接下了大明的船舵。時年恰逢后金與大明遼東戰(zhàn)局的焦灼時刻，后金汗皇太極初登大位，一邊忙于處理內部諸貝勒的掣肘，另一方面因寧錦大戰(zhàn)的失利而困頓于大明的關寧錦防線之下。
影視劇中朱由校病危場景。來源/電影《繡春刀2》
此時的崇禎帝在陸上擁有袁崇煥與孫承宗共同打造的關寧強軍，在海洋則擁有登萊巡撫麾下的山東水師以及開鎮(zhèn)東江（朝鮮皮島）毛文龍所部三萬余海島勁旅，以關寧-登萊-東江三地互成掎角之勢，開創(chuàng)了對抗后金的新局面。其中以毛文龍領銜的東江兵所部立足朝鮮、大明與后金的三方交界緩沖地帶，以海軍陸戰(zhàn)隊的作戰(zhàn)形式進行離島登陸海上作戰(zhàn)，對后金側翼造成極大威脅。而從歷史的結局來看，崇禎皇帝吊死煤山的結局已然注定，究竟是什么原因讓崇禎皇帝的海上奇兵戰(zhàn)略煙消云散呢？
東江鎮(zhèn)基本盤的削弱
遼東漢人與朝鮮王朝日漸冷漠
毛文龍在遼東的基本盤就是以流散遼民為主的人口資源。采取“收遼人以復遼土”的策略，廣泛招攬附近海島和后金統(tǒng)治地區(qū)流離失所的遼民。規(guī)定凡來歸的遼民“每月給糧三斗”，在東江開鎮(zhèn)的三年中“遼民襁負而至者前后數十萬”，從而讓毛文龍擁有了雄踞遼東的基本條件——充足的人口。這些逃難至皮島的遼民大都是因努爾哈赤“殺遼民富戶”“殺無谷之遼民”的慘烈政策而逃歸毛文龍。有了充足的人口自然就有了兵源，遼人源自遼東，本身就有守衛(wèi)家鄉(xiāng)的征戰(zhàn)之意。毛文龍將島中丁壯編為行伍，練得驍勇五六萬人（一說四萬），又在軍隊中設親兵隊伍（家丁）為軍隊的骨干。
毛文龍駐守的皮島的地理位置。來源/紀錄片《案藏玄機》
進入崇禎年間后，形勢一變，同樣剛剛上任的皇太極實行了與努爾哈赤完全不同的治遼政策，熟悉儒學的皇太極對雄踞天下有了更大的野心，深諳與明朝爭鋒必須將漢民納入自己的軍政體系。以此促進戰(zhàn)力提升。于是皇太極屢下諭旨，主要政策有：強調寬待遼東漢人，“我國中漢官、漢民，從前有私欲潛逃，及今奸細往來者，事屬以往，雖舉首，概置不論”；強調滿漢一體，“凡審擬罪犯，差徭公務，毋致異同”。這樣的政策之下，遼東地區(qū)建州女真與漢民之間的尖銳矛盾得到緩解，作為毛文龍所部歷次作戰(zhàn)中依靠遼民“處處撲殺虜級……響應奔赴，不可勝計”的局面日益稀少。以實際情況來看，毛文龍所部在對抗建州女真的戰(zhàn)斗中總體敗多勝少，其經過“修飾”的戰(zhàn)報中斬首獻酋數目也大多為數十或數百人，并不能造成對建州女真的實質性打擊，其戰(zhàn)略意義主要在于從側翼襲擾與牽制，一旦遼民反抗的熱情喪失，東江鎮(zhèn)的戰(zhàn)爭潛力與作戰(zhàn)效果便會銳減。
除了人口資源，毛文龍在皮島從容指揮對后金作戰(zhàn)的大環(huán)境就是從朝鮮王國處獲得“毛餉”接濟，同時享有在朝鮮北部地區(qū)自由的軍事通行權以及來自朝鮮的情報共享與軍事協(xié)作。
然而這一穩(wěn)定的盟友與外部環(huán)境卻在崇禎皇帝登基的當年（1627）發(fā)生了巨大動搖。當年正月，皇太極命阿敏、濟爾哈朗、阿濟格、杜度、岳讬（tuō）、碩讬諸貝勒統(tǒng)兵出征朝鮮，數萬建州鐵騎一路擊破朝鮮義州、安州，十五日之內占領平壤，同時順道擊破了毛文龍在朝鮮的重要基地鐵島，逼得朝鮮仁宗遠走江華島，最終朝鮮戰(zhàn)敗簽訂平壤之盟，迫與后金結為兄弟之國，建立外交關系，同時在義州開放互市，遣返遼東逃人。這次戰(zhàn)敗不僅讓毛文龍喪失了在朝鮮自由軍事通行的便利，更喪失了朝鮮的信任。朝鮮人在戰(zhàn)后給明朝的奏報中表示，“毛鎮(zhèn)駐扎島中，勢未及出海而相援”，以致他們迫不得已締結屈辱盟約。
崇禎皇帝影視形象。來源/電影《繡春刀2》
此戰(zhàn)之后，毛文龍所在的東江鎮(zhèn)與朝鮮的戰(zhàn)略同盟關系徹底終結，朝鮮仁祖甚至直言毛文龍“與禽獸無異”。此戰(zhàn)之后所謂毛文龍搗巢覆穴種種虛說，亦悉歸于無蹤，所謂的東江牽制也基本走向末路，毛文龍曾經穩(wěn)定的同盟也消弭于無形，只得在皮島遼海上孤軍奮戰(zhàn)。朝鮮文人沈光世的詩歌反映了當時朝鮮人對毛文龍的心態(tài)的變化：
毛將昔來此，義氣能感人。東人皆愛慕，欲使其志伸。自從名位高，誠意漸不純。后房擁愛妾，府藏堆金銀。入保不出陸，畏死卻逡巡。所為既如此，何日清胡塵？以是我天朝，終困于女真。
人心與錢糧
東江遼民與海上貿易的危機異變
東江鎮(zhèn)屬下能征善戰(zhàn)的主力軍就是投奔毛文龍的遼人軍民，這曾經也是毛文龍東江軍縱橫海上的核心所在。當時遼人這一特殊身份讓這批桀驁的軍人從一開始就與明朝中央政府存在隔閡。
明 青銅火銃。來源/中國國家博物館
當時遼東境內的高麗、蒙古、女真等族由于長期與漢族長期通婚雜居而逐漸漢化，遼東漢人在民族聚居與軍事化中形成了豪爽、粗獷、“性悍善騎射”，兼有塞外生活特色的“邊民”。明代關內漢族人以“遼人”稱呼遼東漢人，顯然是將山海關內、外之漢族人區(qū)別開來，暗含了一定的地域偏見。而17世紀初，以太監(jiān)高準兩次禍亂遼東激起民變?yōu)榇?，遼人對居于內地的明王朝同樣有“四大恨”之說：
軍興以來，援卒之欺凌詬誶，殘遼無寧宇，遼人為一恨。
軍夫之破產賣兒，貽累車牛，遼人為再恨 。
至逐娼妓而并及張、劉 、田三大族，拔二百年難動之室家，遼人為益恨。
至收降夷而雜處民廬，令其淫污妻女，侵奪飲食，遼人為愈恨。
遼人內心的怨恨與明朝關內軍民對遼人的偏見讓雙方矛盾不斷激化，并在崇禎年間達到頂峰。在隨后的吳橋兵變（崇禎四年，1631）之中，隨毛文龍攻占鎮(zhèn)江（今遼寧丹東）的勇將孔有德（毛文龍養(yǎng)孫，賜名毛永詩）與“驍勇喜戰(zhàn)”的耿仲明（毛文龍養(yǎng)孫，賜名毛有杰）也在遼人與山東軍民的矛盾中全面反叛。先是吳橋縣（當時隸屬山東）在孔有德軍隊沿途閉門罷市，后又因士兵偷吃當地大戶一只雞而引發(fā)流血沖突，導致孔有德等人反叛。而當登萊巡撫孫元化想要利用同為遼人的耿仲明招撫孔有德等人時，山東登萊當地的民眾竟然“以尚有遼人在城中者，紳民必欲搜戮遼人”，從而迫使耿仲明勾連叛軍開城，導致登萊亦全部淪陷，最終攜帶大量軍民投降后金。遼人的處境和心態(tài)決定了這支海陸兼?zhèn)涞膹娷姾茈y全心全力為崇禎的海上戰(zhàn)略效力。
影視劇中的寧遠之戰(zhàn)。來源/電視劇《努爾哈赤》
東江軍能夠支撐其在廣大海域海陸作戰(zhàn)能力的重點，除了人口、外交環(huán)境以及軍隊戰(zhàn)力外，還充分發(fā)揮海上商貿的優(yōu)勢，與淮安的徽商開展海上貿易以補充軍用，通過商業(yè)財富來平衡軍餉，而進入崇禎朝后，東江鎮(zhèn)的海上商業(yè)貿易則沒落為軍人爭權的工具，不復為抵抗后金之用途。
明天啟年間平均每年撥給東江鎮(zhèn) 175162 兩， 155763 石，據估算這些銀兩只夠維持一萬余士兵服役，而明廷提供的糧食只夠分配給二萬名士兵食用，到崇禎年間則更少，這也就迫使東江鎮(zhèn)對海上貿易的需求更為迫切。當時東江鎮(zhèn)的貿易途徑便是：
“登、津商貨往來如織，貨至彼，一從帥府掛號，平價咨（朝）鮮易糧，以充軍實。”
即充當“二道販子”用登萊的貨來買朝鮮的糧食，同時也包括在朝鮮與大明之間“鬻參販布”，以至于“商賈等深藏不市，以索高價，而潛相貿賣椴島”。
崇禎年制平蜀”餉銀。來源/中國國家博物館
毛文龍早期在皮島開東江鎮(zhèn)時，東江鎮(zhèn)的經商多以換取糧食補給為主。到了崇禎時期，包括晉商與徽商在內的內地商人向朝鮮半島輸出的商品有硝黃、布帛、生絲、綢緞甚至軍需品，而朝鮮商人輸出的貨物是貂皮、人參，這種貿易之中的商業(yè)利潤逐漸超越了戰(zhàn)爭的敵對，部分東江商人甚至將大量后金急缺的戰(zhàn)略物資私自直接或間接（經過朝鮮走私）傳遞給后金，從而牟取暴利，“以違禁物與敵為市，敵乃大得其助”。早期以海上貿易輔助抵抗建州女真的初心已然變味，這也是商業(yè)貿易環(huán)境下不可避免的。
毛文龍在殞命之前對袁崇煥反應最為強烈的同樣是其“嚴海禁”政策，袁崇煥奏疏中寫道：
“議仍登萊之海禁，東江錢糧器用俱從關門起運，至覺華島登舟，即津運糧料，俱由靜海、濼樂以及覺華島，必經臣衙門掛號，始許往東。”
這一舉措相當于徹底截斷了東江集團的財路，因而讓東江集團不能接受。明朝官方層面，袁崇煥薊遼督師與紈绔島帥毛文龍在政治上的博弈最終演變成在經濟政策上的一刀切，最終造成了“東江續(xù)命之膏絕矣”，毛文龍的身死也代表著明朝官方對東江海上貿易政策的徹底性否決。
袁崇煥畫像。來源/《中國歷代名人畫像譜》
崇禎君臣希望通過讓毛文龍消失而將東江鎮(zhèn)變成單純軍鎮(zhèn)的想法，并沒有讓后毛文龍時代的東江鎮(zhèn)趨于穩(wěn)定，反倒加劇了代表朝廷利益的軍人與東江舊部在海上貿易問題上的更大矛盾。據朝鮮《李朝實錄》崇禎二年（1629）七月載：
“（毛文龍之后的東江副總兵）陳繼盛禁我國私市。”
代表袁崇煥的陳繼盛禁止朝鮮商人赴皮島貿易損害了皮島商民的利益，站到了東江勢力多數人的對立面，從而被東江舊將劉興治斬殺導致內亂。而后代表朝廷為東江總兵的黃龍又因為抓獲東江官李梅通洋販賣黃蟒、湖絲造成耿仲裕（耿仲明之弟）等支持海上貿易的東江軍官發(fā)生兵變，迫使黃龍移鎮(zhèn)旅順。此次事件也在側面上加劇了后來吳橋之變的影響，導致了分別以孔有德、黃龍為首的兩股東江勢力的火拼，最終也讓尚可喜、孔有德、耿仲明、金聲桓這些曾經東江軍的重要戰(zhàn)將先后降清。
大勢難擋
文龍之后再無文龍
其實崇禎帝與袁崇煥對東江鎮(zhèn)的鉗制和側翼威脅作用并非一無所知，這兩位明朝君臣的海上戰(zhàn)略構想中，毛文龍的東江鎮(zhèn)應當是一個完全服從朝廷號令的地方將領形象。但作為一個由二百人左右的小股部隊迅速壯大為數萬人勢力的領袖，毛文龍自然以為可以專權一方，虛報戰(zhàn)功（諸如赫圖阿拉牛毛寨之戰(zhàn)，鞍山驛站之役、遼陽之役多有虛構之嫌）、兵馬錢糧不受查核都是自然擁有的特權，但這種信任感并不會因為皇帝的更迭而被繼承，也就與崇禎海上戰(zhàn)略的初衷產生了本質性沖突。
中國廣東省東莞市石碣鎮(zhèn)，袁崇煥公園。署名/Chotsins，來源/圖蟲創(chuàng)意
對于自己的結局，毛文龍早在年前就有預感，他在給杭州妻子寫的信中說：
“外有強敵而內有公卿，必死不久。”
毛文龍的身死自然有軍閥習氣的原因，也跟崇禎朝廷對于東江兵的糾結心態(tài)有關，即無法正確度量和評價東江兵在戰(zhàn)爭中能發(fā)揮的作用，一方面譴責東江兵無法在建州腹地取得令人滿意的戰(zhàn)果，另一方面又會因為對建州的作戰(zhàn)失利而埋怨東江兵牽制不力。明代軍事作家茅元儀將這種心態(tài)描述得十分準確：
“龍來請餉，每以直搗奴穴為己任，牽制奴不東為己功。中朝惑其言，以為即未能搗奴，而奴之不來，實文龍之力，不知文龍實不能制奴也。”
毛文龍死后僅半年，東江兵衰微的勢頭便已顯現(xiàn)，沒有了側翼威脅的皇太極親領10萬大軍征明，于12月上旬借科爾沁部道，抵達長城，分三路由龍井關、大安口、洪山口攻入。后金軍一路奔襲，勢如破竹，突然出現(xiàn)在北京城下，使得明朝君臣驚慌失措。明廷王在晉言：“不殺島帥，則奴顧巢穴必不敢長驅而入犯。”而此時明朝君臣已然悔之晚矣，崇禎帝也只能以“謀款斬帥”為由斬殺袁崇煥以掩飾自己的失察。
被關在監(jiān)獄中的袁崇煥。來源/紀錄片《案藏玄機》
毛文龍死后十年里，東江內部叛亂連年不止，毛文龍縱橫遼海獲得的家底在內亂中耗盡，曾在毛文龍手下矢志不渝收復遼東的猛將們，最終不是命喪同袍之手，就是投降于他們口中的后金仇寇中，或死于不白之冤，或背上萬世罵名。歷史的軌跡總是如此造化弄人，讓人讀之慨然而嘆。
時間來到崇禎十五年（1642），洪承疇主導的松錦大戰(zhàn)致“關外精銳盡喪”，此時的崇禎皇帝終于發(fā)覺那個消逝已久的東江鎮(zhèn)是如此可貴，于是下令：
“調粵將鄭芝龍閩兵一萬，船三百號，一切炮器船只務整備足用。”
同時準備在長山島、覺華島、隍城島、廟島再興當年屯兵之舉。面對崇禎帝的要求，福建巡撫只得高呼：
“（閩水師）必駐箚皮島，再事屯田，毋論東南水兵與東北風氣不一，而滄海島嶼之中一切牛具、籽種從何措辦？且麗既從奴，商斷人稀，我關外哪有數十萬人民可以分屯各島？”
崇禎皇帝影視形象。來源/電影《繡春刀2》
此言一出，崇禎默然，而當年毛文龍與他那五萬東江兵縱橫遼海的驍勇身影卻再也無法重現(xiàn)于此時的海上長風中。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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