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靖宇 2023-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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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上映的電影《長安三萬里》，以李白與高適的故事為線索，展現(xiàn)了大唐的詩歌與歷史。高適出身落魄將門，進京趕考但屢試不第，后投身軍旅；李白出身大戶商賈，恃才傲物，然而在政治上懵懂無知，最終卷入叛亂。
安史之亂中，永王李璘發(fā)動叛亂，李白因一度為永王幕僚而落下叛亂罪名，在其兵敗后被捕入獄。高適卻有敏銳的政治嗅覺，官拜淮南節(jié)度使，討伐永王，平定叛亂。獄中的李白向高適求救，高適卻沒有伸出援助之手，二人多年結成的友誼走向了破裂。
《長安三萬里》中的李白與高適。來源/電影《長安三萬里》預告截圖
從把臂同游的知己，到形同陌路的過客，高適與李白的關系令人唏噓不已。如果“人生若只如初見”，誰又能想到高李二人的友誼之船會以這樣的形式傾覆呢？
相識于微末
高適祖上是渤海蓨縣人，其祖父高偘（kǎn）是高宗時名將，曾擒突厥車鼻可汗，攻高句麗，官至左監(jiān)門衛(wèi)大將軍，遼東道、隴右道持節(jié)大總管，封平原郡公，食邑二千戶。父親崇文為韶州長史，但在高適少年時便去世，高家也因此家道中落。唐代制度規(guī)定，五品以上官員的子孫，可由門蔭入仕。根據祖父的官位，高適是擁有門蔭特權的，但高適決心不走門蔭之路。二十歲時前往長安求取功名，沒有成功，只能長期寓居于梁、宋地區(qū)（今河南省商丘市），以耕釣為生。
唐代制度規(guī)定，邊帥可以自辟佐吏，所以從戎入幕也就成為士人仕進的一條途徑。雖然這條途徑相當狹窄，但如果有機會立軍功，或者受到邊帥的賞識、提拔和舉薦，也能很快升遷，官至高位。高適的祖父曾兩任邊帥，他選擇走這條路當是受家庭的影響。開元十八、十九年左右 (730-731)，高適決定投筆從戎，北上邊疆。在燕、趙一帶游歷期間，高適想去朔方節(jié)度副使信安王李袆、幽州節(jié)度使張守珪幕中謀得一官半職，但始終未能如愿。面對軍中的黑暗、上位者的昏庸，高適無從干預，更無力改變，最后只能憤懣而歸。開元二十三年 (735)，高適再次赴長安應試，又名落孫山，在京城盤桓三年后落魄還家，借酒消愁、隱遁山林便成了他生活的常態(tài)。
與高適不同，李白此時早已名揚天下。天寶元年（742），在玉真公主的推薦下，42歲的李白終于時來運轉，受詔入朝覲見。12年前，初入長安的李白求仕無門，留下了“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的嗟嘆。而這一次，李白得到了唐玄宗的厚待。李白入京后，玄宗降輦步迎，親為調羹，隨即又讓李白“供奉翰林，隨時待詔”。這段翰林生涯也成了李白終生難忘的輝煌歲月，之后也被反復回憶。
影視中的李白。來源/電影《妖貓傳》截圖
“翰林”二字聽起來尊貴超然，但在玄宗眼里更像是身邊解悶幫閑的文人。在長安期間，李白最大的成就可能就是留下了《清平調》三首：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
若非群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
一枝紅艷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斷腸。
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妝。
名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
解釋春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闌干。
春風得意之余，李白的仕途之路很快夭折了。天寶三載（744），李白向玄宗遞交辭呈。玄宗甚至沒有做出任何挽留的姿態(tài)，賜了一筆豐厚的遣散費就放任李白離職。對于自己的“主動離職”，李白本人的解釋是為小人背后中傷，他日后在詩中曾反復寫到這一點：“青蠅易相點，白雪難同調”“讒惑英主心，恩疏佞臣計”“騎虎不敢下，攀龍忽墮天”“君王雖愛蛾眉好，無奈宮中妒殺人”，暗指楊貴妃、高力士和李林甫等人向玄宗進讒言以致自己失寵。這一說法可能是真的，但置于那個時代“吏治與文學之爭”的政治基調下，文人李白不被官場所容也是符合邏輯的。
“無官一身輕”后，李白邂逅了高適。
談及高適、李白二人的交游，無法繞開另一位詩人杜甫，高李之間的事跡多見于杜甫的詩歌和與他相關的史料。在李白棄官的這一年，44歲的李白在洛陽和汴州一帶遇見了33歲的杜甫，這可能是中國古代文學史上一次偉大的相遇。一千多年后，聞一多先生將這次相遇描述為“青天里太陽和月亮碰了頭”“四千年的歷史里，除了孔子見老子，沒有比這兩人的會面更重大，更神圣，更可紀念的”。
幾個月后，李杜相約在梁、宋一帶見面，寓居于此的高適便成為李白、杜甫這兩位詩壇巨星再次相遇的見證人。與杜甫相比，高適與李白年齡相仿，性情相投，都喜歡舞文弄劍，很快就成了莫逆之交。三位大詩人一起度過了一段美妙的時光：一起作詩，一起吟詩，一起打獵，一起梁園訪古，一起縱酒高歌，一起郁郁不得志，食則同羹，寢則同席。杜甫日后作《遣懷》一詩回憶往事：
憶與高李輩，論交入酒壚。
兩公壯藻思，得我色敷腴。
氣酣登吹臺，懷古視平蕪。
芒碭云一去，雁鶩空相呼。
兩個多月后，三人依依惜別、各奔東西。此后數年間，雖然天各一方，但三人間有書信往來，交流詩文，互相激勵。
殊途而同歸
天寶十一載（752）秋，杜甫、岑參、高適、儲光羲與薛據五位詩人同登長安慈恩寺塔（今大雁塔），一人作一首登臨詩。這可能是盛唐詩壇最瑰麗的群英會，也是中國古代文學史上一件盛事，其光彩奪目可能僅次于李杜相遇。此時的高適已經49歲。
登塔后沒多久，落魄半生、報國無門的高適很快遇到了自己的伯樂——哥舒翰。當年秋冬，高適隨哥舒翰一路向西，到河西節(jié)度使幕府任掌書記。天寶十二載（753），哥舒翰率大軍從吐蕃手里收復九曲（今青海、甘肅相鄰處），被唐玄宗封為西平郡王，高適寫下《九曲詞三首》為之慶賀：
許國從來徹廟堂，連年不為在疆場。
將軍天上封侯印，御史臺上異姓王。
天寶末期，高適選擇將個人命運與王朝開疆捆綁在一起，在使自己名聲大噪的同時，也為人生的光輝蒙上了陰影。天寶十三載（754）六月，楊國忠為報三年前征伐南詔慘敗之仇，在各項戰(zhàn)備工作都不充分的狀況下，強行派李宓率七萬大軍二征南詔。南詔見唐軍勢大，采取堅壁清野、閉城不戰(zhàn)的策略。待到遠征軍糧盡，士兵因疫病和饑餓而死的人數達到十之七八，李宓只得被迫撤軍，途中又遭到南詔軍隊的追擊，唐軍險些全軍覆沒。在兩次征討南詔的戰(zhàn)爭中，唐軍前后的損失高達十余萬人。這兩場敗仗，不僅破壞了政治生態(tài)，還耗盡了盛唐的最后元氣，在安史之亂前夜平白損失了一支本可用于平叛的生力軍。然而，高適卻作《李云南征蠻詩》為之鼓吹：“廉藺若未死，孫吳知暗同。相逢論意氣，慷慨謝深衷。”在高適筆下，楊國忠和敗軍之將李宓竟有了古之賢相名將之風采。為這樣一場慘敗歌功頌德，高適將自己和邊塞詩均置于尷尬的處境。
闕樓儀仗圖。來源/陜西歷史博物館
天寶十一載（752）秋冬間，李白孤身來到安祿山治下的幽燕地區(qū)。一年前，李白的好友何昌浩從幽州寫信過來，意氣風發(fā)地描述了他在安祿山麾下的從軍生涯，牽動了李白長久以來的建功立業(yè)之志。此時的李白已經年過五十，他明白，這可能是自己最后從軍建功的機會，因而毅然北上。假如安祿山后來沒有造反，李白很可能會成為他的幕僚。從本質上看，李白的幽州之行與高適追隨哥舒翰并無多少區(qū)別。
歷史就是這樣的吊詭。當李白到達幽州之時，安祿山卻剛好入長安覲見，二人因此無緣相見。失落之余，李白順勢周游了幽燕地區(qū)。在游歷中，他親身領略到安祿山大軍的銳氣和軍威，于是作《出自薊北門行》一詩，盛贊安軍“推轂出猛將，連旗登戰(zhàn)場。兵威沖絕幕，殺氣凌穹蒼”，甚至還天真地想象他們將為國建功，“收功報天子，行歌歸咸陽”。諷刺的是，三年后，安祿山這支大軍將以另外一種方式“歸咸陽”。我們可以假設，若李白真的加入安祿山麾下，當安史之亂爆發(fā)時，李白的命運又會如何？由此看來，李白的無功而返何嘗不是一種幸運？
分道而揚鑣
天寶十四載（755）十月，安祿山起兵造反，安史之亂爆發(fā)。叛軍很快攻克東都洛陽，兵臨潼關城下，長安危在旦夕。值此緊要關頭，宰相楊國忠召集百官商議對策。朝中文武百官驚恐萬狀、不知所措。此時，身為監(jiān)察御史、跟隨哥舒翰守潼關的高適站了出來，建議立即實行緊急動員，動用宮廷最后的錢財儲藏，招募長安城中敢死之士、官員府中的家丁子弟，死守長安。高適的建議雖然在軍事上未必有可行性，卻是長安朝堂中獨一無二的勇氣。潼關失守，主將哥舒翰被擒，高適幸運逃脫。玄宗入蜀后，早先并不在逃亡隊伍中的高適半道加入，到了成都后，因敢言被提拔為諫議大夫。玄宗頒布命諸王分鎮(zhèn)天下諸道的詔書時，高適曾激切諫言反對，很可能也是出于這層關系，唐肅宗即位后把高適調到自己身邊。這一時期，高適的政治遠見得以充分發(fā)揮，他對政治大勢的把握、對時局變化的預測頗為準確，顯示了一定的政治智慧——審時度勢，不偏執(zhí)拘泥。《舊唐書》說他“君子以為義而知變”，確為知人之言。
《明皇幸蜀圖》。作者/（唐）李昭道 (傳)，現(xiàn)藏臺北故宮博物院
當安史之亂的消息傳來時，李白正盤桓于金陵，而他的妻子在睢陽（今河南省商丘市睢陽區(qū)），兒子伯禽在魯郡（今山東省濟寧市兗州區(qū)）。在門人武諤的幫助下，李白成功救出妻兒，一家人向南逃難，直到天寶十五載（756）秋，才在廬山安定下來。
玄宗在逃亡入蜀的途中，封永王李璘為領四道的節(jié)度大使，坐鎮(zhèn)江陵（今湖北省荊州市），其中自然有制衡太子之意。在肅宗掌握了朔方軍的情況下，玄宗唯有也控制一支具有相當實力的武裝，方可與之抗衡，進而重掌最高統(tǒng)治權。至德元載（756）九月，永王抵達江陵，當時江淮地區(qū)的租賦都要通過江陵中轉，故而在很短時間內便招募起數萬軍隊。隨著勢力的強大，永王的政治野心也膨脹起來，在以謀士薛镠為首的左右幕僚和兒子襄城王李偒的極力慫恿下，決定割據江南，像東晉第一位皇帝司馬睿那樣開基立業(yè)。作為聲名顯赫的大詩人，此時已57歲的李白受到永王謀士韋子春的三次延攬，最終入幕。求仕心切的李白似乎絲毫沒有體察到此行所蘊含的政治風險，反而幻想來日自己能像蘇秦一樣衣錦還鄉(xiāng)：
出門妻子強牽衣，問我西行幾日歸。
歸時倘佩黃金印，莫學蘇秦不下機。
在永王軍中，李白寫下了《永王東巡歌十一首》，盛名不下于駱賓王的《討武曌檄》，為永王大張聲勢。李白一方面被永王收復河南的平叛目標所振奮或許可以部分地解釋他為何入幕永王。但另一方面，李白對永王的野心也并非一無所知，甚至還作詩暗指其有稱帝之志。李白明知永王有不臣之心，不僅以謝安自況，倨傲地認定自己身負談笑間澄清天下的政治才略，還將當下亂局比作東晉南渡：
三川北虜亂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
但用東山謝安石，為君談笑靜胡沙。
由此可見，李白在這些詩中所表現(xiàn)出的驚人的忘乎所以，與起兵前后的永王十分相似，這對“君臣”從本質上，都是政治抱負嚴重超越政治才華而不自知的悲劇人物。李白的悲哀在于，他以管仲、樂毅、諸葛亮自居，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但毫無政治實務經驗的他，卻很可能不如自己認定的那樣，天然具備什么輔弼君王、一匡天下的經世大才。
隨著勢力的強大，永王李璘的政治野心逐漸膨脹起來。來源/電視節(jié)目《故事中國》截圖
平亂功臣與階下囚徒
面對永王的叛亂，肅宗當然無法坐視不理，故召來高適商討對策。高適慷慨陳詞，分析了江東的各種形勢利害后，斷言永王必敗，深深地感染了肅宗。至德元載（756）十二月，肅宗任命高適為淮南節(jié)度使，領廣陵等十二郡；任命來瑱為淮南西道節(jié)度使，領汝南等五郡；再命兩人與江東節(jié)度使韋陟共同配合，平永王之亂。也是在十二月，永王率水軍“東巡”，順長江而下，打出了“收復河南”的旗號，顯然是為了掩蓋割據意圖的冠冕堂皇之語。不過，一旦穩(wěn)定了江南，永王很可能也會揮師北上，與安祿山叛軍決戰(zhàn)于河南，這不僅是唐玄宗當初分封的意圖，也是他與肅宗爭奪平叛大功進而奪位的必經之路。肅宗之所以對永王集團如臨大敵，固然是擔憂其割據江南，也是不欲他建功河南、獨占平叛首功，從而威脅自己的皇位。
《望賢迎駕圖軸》（局部），描述了安史之亂后，唐肅宗在望賢驛迎接由蜀歸來的太上皇李隆基的故事。來源/上海博物館
高適、來瑱和韋陟三大節(jié)度使的軍隊會合于安陸（今湖北省安陸市）。在正式開戰(zhàn)前，高適寫下《未過淮先與將校書》，曉諭永王軍中將領認清形勢，早日歸順朝廷。這一攻心計的效果可謂立竿見影，永王軍在交戰(zhàn)前就陷入了無心戀戰(zhàn)乃至士氣瓦解的狀態(tài)之中。
至德二載（757）二月，唐軍進駐長江北岸的戰(zhàn)略要地瓜步（今江蘇省南京市六合縣東南），人數只有三千，但“廣張旗幟，列于江津”，用疑兵之計先聲奪人，挫傷永王軍的士氣。永王和兒子李偒登城隔江遠望，“始有懼色”；大將季廣琛深知大勢不可為，令諸將各奔前程，當日便各自領軍四散而去。就在永王眾叛親離之際，唐軍沿江列陣，夜燃火把，故意讓每個士兵“人持兩炬”，虛張聲勢。永王懷疑朝廷軍隊即將大舉渡江，帶著家小和親信連夜逃跑，等到次日清晨才發(fā)現(xiàn)無人渡江，于是入城收拾散兵，還想有所作為。但唐軍此時真的渡江追擊，交戰(zhàn)中李偒中箭受傷，本就士氣低迷的叛軍一哄而散。永王帶著少量殘軍想經過江西南逃嶺南，但在二月下旬被江西采訪使皇甫侁攔下，最終李偒被當場格殺，永王中箭被俘，很快就在驛館中被殺。
從下山入幕到永王敗亡，李白追隨永王的時間也就一個月左右。但這一個月的政治投機，卻讓李白身陷囹圄，甚至有性命之憂。李白在永王兵敗后本想逃往廬山，卻在途中被官府捕獲并投入潯陽（今江西省九江市）的監(jiān)獄。在獄中，李白仍未意識到自己涉入的是高度敏感、諱莫如深的皇室內爭，堅信自己清白無辜，積極寫信給各路友人及權貴以求脫罪。在這些人中間，高適和李白相交最深，且此時的高適參與了平定永王叛亂，對李白案應有一定的話語權。李白作《送張秀才謁高中丞》一詩托人帶給高適，請求昔日老友能出手相救：
秦帝淪玉鏡，留侯降氛氳。
感激黃石老，經過滄海君。
壯士揮金槌，報仇六國聞。
智勇冠終古，蕭陳難與群。
兩龍爭斗時，天地動風云。
酒酣舞長劍，倉卒解漢紛。
宇宙初倒懸，鴻溝勢將分。
英謀信奇絕，夫子揚清芬。
胡月入紫微，三光亂天文。
高公鎮(zhèn)淮海，談笑卻妖氛。
采爾幕中畫，戡難光殊勛。
我無燕霜感，玉石俱燒焚。
但灑一行淚，臨歧竟何云。
李白在詩中大贊高適穩(wěn)鎮(zhèn)淮海，能在談笑間廓清妖氛，又以鄒衍之事作喻，急陳自己已處于玉石俱焚的危險境地，末云“但灑一行淚，臨歧竟何云”，寄寓祈盼高適搭救自己的期望。雖然詩中對高適的贊揚不能排除求救時的奉承，但結合高適當時的身份地位，這些贊揚仍體現(xiàn)出李白對高適政治才華的肯定。而身處危難之際，又是面對叛亂這樣的大罪名，能夠直接開口求援的對象，也必定是早有交情且相互信任的摯友。
對于李白的請求，高適沒有回應，更沒有出手相救，這固然可以說高適冷酷無情，但他若是擔心被李白逆案牽連也是人之常情。高適和李白曾經共同游歷，是文人之間相互欣賞，從而結交。而高適和李白的秉性是完全不同的，在李白需要幫助時，他想到了昔日的朋友高適，真誠地向其袒露心跡，希望他能救助自己，然而高適的附勢人格主觀上決定了他不會救助李白。
我們不必過于苛責高適，畢竟反叛在任何一個王朝都是不可寬赦的大罪，越是在反叛方地位重要，平叛后就越會受到嚴懲。這種時候，如果身為朝廷平叛軍統(tǒng)帥的高適出面為李白奔走，只能使矛盾的焦點和朝廷的注意力集中在李白身上，反而會導致李白遭受更大的災難。李白的特殊之處在于，他雖然只是永王集團決策層之外的一介文士，卻是永王陣營中唯一舉國皆知的名士。當然，這更能說明李白的政治認知是何等幼稚，宦途追求是何等熱切。深諳官場權術的高適敏銳地認識到這一點，對當時的形勢有充分評估，并做出了不出面營救的決定，不救之救也許正是高適所希望的，并不能因為高適沒有回應李白的求救詩就斷定他對李白漠不關心、毫無相救之意。
盛唐詩人多仕途坎坷，只有高適憑借平定永王之亂乘風而上，官至節(jié)度使，如《舊唐書·高適傳》所言：“有唐已來，詩人之達者，唯適而已。”高適不救李白，自然杜絕了引火燒身之憂，確保了仕途的安全，同時也付出了自外于“詩人共同體”的代價。很多與李白并無深交的人都積極參與了營救，其中有宰相崔渙和御史中丞宋若思，《新唐書·李白傳》中還聲稱：郭子儀早年曾為李白所救，為了報恩，他這次也為從寬處理李白出了大力。李白不僅幸免于死罪，還一度獲釋并加入宋若思幕府，但終被判罪長流夜郎（今貴州省遵義市桐梓縣）。幸運的是，李白在流放途中至白帝城時遇赦，立即返舟東下江陵，并快意地寫下了千古名篇——《早發(fā)白帝城》。
從此蕭郎是路人
潯陽獄后，高適的冷漠和無動于衷讓李白感到義憤，由此對高適的人格產生了質疑。李白似乎刻意刪去了他詩文集中關于那段三人漫游的記錄，并在《君馬黃》《箜篌謠》等詩中表達了對交友之道的質疑，使得曾經攜手同游、相互欣賞的友情最終走向決裂。在李白和高適的詩文集中，都無明顯記錄兩人同游或交往的作品，這也印證了兩人友情的變化。如此令人扼腕的結果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高適的人生選擇，這種選擇既顯示出高適善于觀察政治動向的能力，也看出高適對待友朋的取舍態(tài)度。高適是一個入世思想強烈的人，他的一生都在為政治考量，朋友在他心中并沒有占據最重要的位置。
在生命的最后幾年，李白暮年壯心不已，無論多少困蹙悲泣，都無法湮滅其入世之心。聽說名將李光弼出鎮(zhèn)臨淮后，年過六旬的李白又動了從軍之念，可惜投軍途中因病被迫返回金陵。寶應元年（762）冬，李白深染沉疴。在日暮途窮之余，只能去當涂投奔擔任縣令的族叔李陽冰。當年十一月，62歲的李白病逝于當涂，臨終前將一生詩作托付給李陽冰。在他去世一年后，一封朝廷詔書姍姍來遲：任命李白為左拾遺，即刻進京。對于一生都求仕無門的李白而言，這一遲來的官位或足以慰風塵。
高適之前雖拒絕營救李白，但對落魄的杜甫卻盡力照拂。乾元二年（759）年底，棄官南下的杜甫一家抵達成都，在西郊蓋了一所草堂，重逢了來此赴任的高適。高適對生活困苦的杜甫多有照顧：“故人供祿米，鄰舍與園蔬”。上元二年（761）正月初七，高適給成都草堂寄去了一首詩，懷鄉(xiāng)思友感時憂國：
人日題詩寄草堂，遙憐故人思故鄉(xiāng)。
柳條弄色不忍見，梅花滿枝空斷腸。
身在遠藩無所預，心懷百憂復千慮。
今年人日空相憶，明年人日知何處。
一臥東山三十春，豈知書劍老風塵。
龍鐘還忝二千石，愧爾東西南北人。
杜甫當時并沒有看到這首詩，大歷五年（770）正月，他才在書卷中偶然發(fā)現(xiàn)，頓時“淚灑行間，讀終篇末”。而五年前，高適已經在“心懷百憂復千慮”中去世。
少陵草堂碑亭。來源/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館
明代文學家胡震亨在《唐音癸簽》卷二五中，對李白、杜甫和高適有如下評論：“高適，詩人之達者也，其人故不同。甫善房琯，適議獨與琯左；白誤受永王璘辟，適獨察璘反萌，豫為備。二子窮而適達，又何疑也？”這段話不但對李、杜、高的人生結局作了很好的概括，且獨具慧眼地指出他們窮達迥異的根本原因：高適比之李、杜，更具政治上的判斷力和抉擇能力。歷史事實正是這樣，安史之亂中，他們對待敏感的政治人物和事件的不同態(tài)度，是他們走向不同人生結局的要因。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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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鳳珍：《試論李白、杜甫、高適的人生理想與政治智慧》，《山東社會科學》2014年第1期
郭娟：《李白 高適 一見如故 再見陌路》，《藝術品鑒》2020年第28期
張明揚：《棄長安——安史之亂前后的內廷、詩人、政爭與叛亂》，天地出版社，2022年